1948年2月，前苏联中央委员会发布了一份作曲家黑名单，上了这份黑名单的艺术家，被认为创作了“自绝于苏联人民及其艺术品位”的音乐作品，要么进行自我改造，要么被驱逐。肖斯塔科维奇位列其中。

同一年，他的学生被要求指控老师，他的音乐教职被取消，他的家人一度生活在被一同批斗甚至清洗的阴影里。此时距离前苏联大清洗运动已过去十年，苏联人民正生活在二战胜利和伟大领袖斯大林的荣光中。肖斯塔科维奇却惶惶不可终日，他坐在钢琴前，害怕重复马雅可夫斯基的命运。

那是在1930年，马雅可夫斯基在自己的住所饮弹自尽，年仅37岁。那一年官方通告，诗人死于自杀，他为自杀写的遗言就是一首1929年夏天的诗：

如他们所说，

一个拙劣的故事。爱情之舟

在现实面前

摔得粉碎。我们的生活

恰好已经过够了。

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无益地

用痛苦和侮辱互相指责呢？

对活下来的人——我祝福他们。

但据《娜塔莎之舞:俄罗斯文化史》记载，马雅可夫斯基可能死于谋杀。

“最近有证据表明，马雅可夫斯基并非自杀。现已发现莉莉·布里克是政治警察机关内务人民委员会的特工，她负责报告这位诗人私底下的看法。在他的公寓中有一条密道，通过那里别人能够进入马雅可夫斯基的房间，将其射杀后逃脱而不引起邻居的注意。他的密友爱森斯坦的档案中发现了一些笔记，说明马雅可夫斯基一直生活在对被捕的恐惧中。”

20世纪30年代是前苏联大清洗的高潮，而1948年的批判运动，让肖斯塔科维奇嗅到了大清洗卷土重来的危险。1930年代，在斯大林的授意下，一批科学家、军人、知识分子被流放甚至被处决。肖斯塔科维奇生活在知识阶层，自然不可能对严酷高压的环境无动于衷，那时候，艺术家就像担惊受怕的笼中之鸟，不但难以自由飞翔，还可能遭遇到死亡的威胁。肖斯塔科维奇没能置身事外，因为早期创作的先锋乐曲和歌剧，他在1930年代遭到《真理报》谴责，1937年，他创作出代表作之一《第五交响曲》（c小调，作品47号）(The Symphony No.5 in D minor, Op.47)，委婉地反映出“大清洗”时期苏联知识分子的煎熬心态。

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五交响曲》

这一时期，肖斯塔科维奇的音乐少了些激情和浪漫，多出许多悲凉和无奈，但肖斯塔科维奇并非直白地呈现伤痕，而是聪明地在乐观中藏匿比海更深的悲观。《第五交响曲》是一首听起来强劲、积极的曲子，它仿佛表现了人在历经磨难后，依旧乐观飞扬的进取姿态，但如果仔细聆听，尤其是那些遭遇过“大清洗”的人，他们能听出一个身处政治洪流的艺术家，在残酷岁月经历了何等难以自白的煎熬。

但是很多人并不理解肖斯塔科维奇，在很长一段时间，他被当做前苏联的体制内宠儿，一位苏联国宝级的音乐家，他享尽荣华富贵，也享受着苏联官方与民间赠予的荣誉，在一些戴着有色眼镜的批评家看来，肖斯塔科维奇像极了斯大林忠诚的儿子，一位奴颜婢膝换取名利的温顺艺术家宠物。他看起来既不像索尔仁尼琴，也不像帕斯捷尔纳克，他表面上对当时人人自危的环境熟视无睹，而继续创作出被苏联官方推崇的音乐。

在当时，当人们想起苏联具有反抗精神的作家、艺术家，人们会想起曼德尔施塔姆、茨维塔耶娃、阿赫马托娃、布尔加科夫、帕斯捷尔纳克，甚至前苏联作协主席法捷耶夫，在他那令人心碎的遗书里，记录了一个写作者如何被密不透风的环境逼迫到一死了之。

相比起来，肖斯塔科维奇前半生和苏联主流意识形态过于贴近，他似乎很迅速地融入到苏共的大合唱中，而随之而来的掌声与勋章，使他获得了一个外号，就叫“苏联国家和共产党的忠实的儿子”。然而，如果回顾他的前半生，从十月革命到1940年代这二十多年的创作轨迹，我们能看到的，其实是在一片欢乐颂中，一个被时代裹挟前行的孤独的人。

1906年9月25日，肖斯塔科维奇出身于富人家庭，他是俄国和波兰血统的混合产物。他的父亲毕业于彼得堡大学，曾在度量衡检定总局任督察长，后又担任军火商务经理人。母亲曾在伊尔库茨克贵族女子学校攻读语言和钢琴，后求学于彼得堡音乐学院。肖斯塔科维奇9岁开始学钢琴，11岁就开始独自作曲，在私立格莱塞尔音乐学校和彼得格勒音乐学院，他系统地接受了和声学、管弦乐法、赋格、曲式学、作曲法、对位法和钢琴等方面的教育。

此时的俄国正处在三千年一遇的历史剧变中，先是二月革命，沙皇俄国覆灭，随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社会主义疾风骤雨，整个俄国从老牌的帝国主义列强，到资产阶级掌权，还没得人晃过神，又变成了一个推崇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肖斯塔科维奇身在贵族学校，却已经感受到俄国社会山呼海啸的变化。

在十月革命氛围的鼓舞下，他冲破保守、教条的音乐形式，创作出《自由颂》（Hymn to Freedom）和《纪念革命烈士葬礼进行曲》（Funeral March for Victims of the Revolution）。同一年，诗人马雅可夫斯基走上街头，兴奋地赞颂十月革命的胜利。当列宁去世后，马雅可夫斯基发表长诗《列宁》（1925），令自己的声望达到一个顶点，他真诚地相信社会主义理想的实现，盼望贫民窟里穷苦的儿子，能在新的国度翻身做主，然而仅仅5年之后，马雅可夫斯基开枪自杀。

1920年代，肖斯塔科维奇的音乐满怀浪漫主义精神，一扫陈腐忧愁之气，同时，他又积极地用音乐表现社会的重大议题，力求亲近祖国的工人和农民。这是他和苏联官方的蜜月期，1927年，他受苏联“教育人民委员会宣传处”委约，为庆祝十月革命10周年创作了《B大调第2交响曲「献给十月」》（Symphony No.2 in B major, "To October", Op.14），孩子们在末尾的大合唱中唱道：“这是旗帜，这是新时代的名字：十月，公社和列宁。”

肖斯塔科维奇《第十二交响曲》

两年后，肖斯塔科维奇又写出《第三交响曲》（《五・一》，降E大调），它的末乐章写道：“进行曲鸣响在我们的耳际，每一个五一节啊，都向社会主义迈进一步。”

1931年11月6日，《第三交响曲》（Op.20:Symphony No.3 in E♭ major,The First of May）在“高尔基文化之家”由音乐家高克(Aleksandr Gauk)指挥、列宁格勒爱乐乐团(Leningrad Philharmonic Orchestra)及学院合唱团(Academy Capella Choir)首演。

这部交响曲由连续演出的四个部分组成，开头由导入部小快板进入，画面是早晨的色彩，随后单簧管独奏，发展为二重奏，呼唤小号，然后速度转快，发展到急速部分后，以中提琴、大提琴、2把小号与长号表现预示结尾合唱的引题，然后进入快板赋格阶段，营造出管弦乐的强烈和声效果。赋格之后，再进入行板，速度转慢的缓板部分，出现优美的圆舞曲，两段插曲之后，进入最终的大合唱。

那一年，乐评人阿萨菲耶夫说：“这几乎是交响乐从革命演说的激情，演说的气氛，演说的音调的动力中产生的唯一的尝试。”

早期的肖斯塔科维奇受斯特拉文斯基、勋伯格、亨德米特、法国“六人团”等前辈的影响，他不满足于创作规范、典雅的贵族音乐，而是希望将民间艺术和先锋技巧结合，创作出打破陈腐空气、亲近民众，同时深刻反映出苏联革命现实的音乐作品。比如《第二交响曲》和《第三交响曲》就是现代主义、平民歌谣和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结合的范本。他一方面激情地赞颂了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对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充满了信心与希望，另一方面，他又大胆地尝试了微分复节奏织体和线条对位的赋格段加入音乐的形式，营造出一种众声喧哗又混沌不明的暧昧氛围。

《第二交响曲》是比较典型的人民颂歌，表现了苏联革命群众从黑暗走向光明、从愚昧走向觉醒，通过阶级斗争取得革命胜利的主旋律。而《大三交响曲》描绘了街头政治和群众集会，有更多现代主义技巧上的融入，但在当时却遭到了批评和冷遇。

步入1930年代，苏联政治局势变化，知识分子明显能感受到头上的乌云，人们焚烧作品、揭发同行，生怕自己的一言一行惹来杀身之祸。肖斯塔科维奇虽然被奉为人民艺术家，但他自己也感受到大清洗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