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奶，你听我说……

——《红灯记》第二场“接受任务”

提到现代京剧，相信《红灯记》是许多人脑海里出现的第一部作品，年长的人们更不会忘记当年《红灯记》上演时万人空巷的景象。

《红灯记》首演于1964年的“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大会”。当年，它在上海人民大舞台连演42场，观众达11.5万人次，记录在册的评论文章则有200余篇。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红灯记》被列为八大样板戏之首，作为文艺作品的榜样，也是第一批投入电影拍摄的革命现代京剧。

现代京剧和传统京剧最大的区别是在题材上：传统京剧大多表现历史题材，而现代京剧注重现实题材，这个主要区别也在唱词、服装、舞台等元素的设计上也明显地表现出来。

出现这两种形式的主要原因是，传统京剧中帝王将相和才子佳人的故事在建国后被认为是封建思想，但京剧作为历史悠久、艺术价值高、大众又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被作为国粹保留了下来。京剧强大的艺术形式需要新的有生命力的艺术内容，而新中国也希望宣传和展现新生事物，《红灯记》就在这样的情形下被编排出来，成为了首批革命现代戏。

现代京剧《红灯记》的创作源于沈默君的电影文学剧本《革命自有后来人》。剧本以伪满时期中共吉林市委第一代领导人李维民的革命经历为原型，讲述了铁路扳道工人和共产党地下工作者李玉和一家三代为向游击队传送密电码而与日寇坚决斗争的故事。电影1963年上映后，获得了观众的普遍好评，上海沪剧团将其改编为沪剧，而江青也建议中国京剧院将其改编成京剧。

这个任务交到了中国京剧院副院长兼总导演阿甲的身上。他聚集了一批京剧方面的专家人物（包括翁偶虹、刘吉典、李少春等等），对沪剧《红灯记》的剧本进行了大量京剧风格的改动、精炼，又对剧中京剧行当唱腔和表演方法进行改革，使之适应现代生活内容的特点。比如，铁梅的几句唱腔旋律从歌曲处汲取了灵感，奶奶说革命家史时以话剧朗诵为基础，李玉和还化用了花脸的唱腔表达新感情[1]。

除了使用唱腔上的创造性发展来塑造特定情境下的不同人物形象，阿甲在思考剧中其他的艺术元素与表达上也下了不少功夫。比如，红灯本只是一个贯穿全剧的舞台道具，但随着剧情的发展它逐渐升华成为一个实体的革命符号，成功地将全剧的主题思想形象化了。这也是此剧最后取名为《红灯记》的原因。

同时，阿甲将全剧的基调定为“壮美”，并认为舞台上的表演应该呈现一首悲壮的颂歌[2]。因此，在剧本的创作上，人物形象的刻画和其精神品质的描写是第一位的，而情节发展则是为了艺术形象而服务。于是，观众们看到的《红灯记》中，有一笔带过的“粥棚脱险”，也有浓墨重彩的“痛说革命家史”，这些情节上的张弛设计为的都是人物形象和感情的渲染。

李玉和是一个完美革命英雄形象的代表，形象塑造中融入了京剧武生的功架、雕塑美等行当程式。在“赴宴斗鸠山”一场上，他几次逼近鸠山、蔑视大笑，以及离场时掸帽灰和走武生台步，是日常生活中不会出现的动作；但正是这些带有夸张性的京剧程式，最终以极强的感染力描绘了李玉和作为革命人物的英雄气概和坚强意志。

而唱腔和人物形象塑造结合的最好例子就是铁梅，她的的五段唱腔反应了她从一个小女孩到革命人的成长[3]。第一首家喻户晓的“都有一颗红亮的心”，旋律和节奏是以小孩口吻的活泼和机灵唱出来的；第二首“做人要做这样的人”中的拖腔唱出了铁梅的积极思索，而唱腔的渐强渐高则是她对革命思想的理解。

听完奶奶讲革命家史，铁梅的第三首“打不尽豺狼绝不下战场“展现了她的悲壮情绪和革命理想的成熟；在狱中见到李玉和时的第四首“光辉照儿永向前“，五次用不同唱法唱“爹爹”使情绪依次递进，不仅唱出了铁梅对爹的深情和崇敬，也表现了她继承革命遗产的决心；而出狱后唱到的第五首“仇恨入心要发芽“时，非凡的气势证实铁梅已经成为了一个坚定的革命后来人。

李玉和、李铁梅、李奶奶……《红灯记》中的形象仍鲜活地存在于现代舞台和荧幕之上，可惜的是，这些角色的许多创始人已经离开了我们：扮演李奶奶一角的京剧表演艺术家高玉倩已于2018年底过世，扮演李玉和一角的钱浩梁也于今年9月3日去世。如此，在当年《红灯记》的原班人马当中，现在只有李铁梅的扮演者刘长瑜依然传承着这部剧的历史记忆。

但无需担心，《红灯记》早已成为一代人的记忆，它的艺术感染力和创新价值在时代进程中刻下的烙印，直到今天还在中国文化艺术发展之河中闪闪发亮。它是中国现代艺术的一次勇敢而成功的尝试，奠定了现代京剧的道路，就如钱浩梁先生说的：“既要每个动作都服从生活的真实，又不能自然主义地服从生活。”

[1] 左民，“坚决为无产阶级革命英雄立传——浅谈京剧《红灯记》”

[2] 梅宏，“红色经典《红灯记》诞生始末”

[3] 刘正维，“京剧《红灯记》音乐的情感描绘”

视频均来自北京京剧院《红灯记》，张建锋饰李玉和，张云饰铁梅，沈文莉饰李奶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