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因：日俄战争；后果：预备立宪。
文/全历史 拓跋云
前因
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日本取胜俄国，令晚清朝廷震惊。
1905年7月16日，光绪皇帝给内阁发了一道圣旨，派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等随带人员，分赴东西洋各国，考察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
第二天，中国的主要报纸都在第一版全文刊登了光绪皇帝发布的简派大臣出洋考察政治的上谕。
清廷此时是下定决心实施新政，进行政治改革。但对具体操作并不十分清楚。又参考日本明治维新前也有类似派大臣考察政治的做法，后取得成功，故颁布此圣旨。
而这则圣旨一经公布，晚清政局三大政治力量——清廷、立宪派、革命派的博弈格局出现新变化：
晚清政府此时表现出来的积极立宪举措，极大的满足了此前就一直催促清廷立宪的地方督抚和名流乡绅。如两江总督周馥、两广总督岑春煊等十几个督抚，就曾在之前多次上书呼吁立宪。而一直从事革命和暗杀活动，极力排满的革命派，虽然此时极力批判清廷立宪为假立宪，但已处于弱势地位。
经过两个月的准备，9月24日，五位考察政治大臣来到北京的正阳门车站，打算从此搭乘火车，开启这趟考察之旅。革命党人吴樾则混入这一行人的仆役之中。
革命党人吴樾
吴樾打算借机靠近五大臣，怎知刚打算引爆炸弹时，车身一晃，他本人没来得及逃走，炸弹就已爆炸。
车站也立刻混乱了起来。
烟雾散去。吴樾本人被炸死，而五大臣中，载泽和徐世昌受轻伤，绍英受伤较重。而考察也被迫延期。
此变故会导致清廷就此停止考察吗？并没有。
相反，清廷更加坚定了考察的决心：
一则，各国已经发来邀请的电报，表示热烈欢迎，并做了妥善的安排，如果仅仅因炸弹就不动身，担心被外人笑话。
二则，此时国内外舆论一致谴责革命党人的恐怖行为，同情清廷的遭遇。
三则，就在当年11月2日，俄国宣布立宪，清廷生怕落后于人，生怕最后一个立宪，成为孤家寡人。
四则，当时被炸成重伤的邵英在养伤中，有人讥讽他正可以借此不用去了，邵英反驳，称如果我死了，而宪法确立，则死而荣生；死我何惜，各国立宪，莫不流血，然后才有和平。可见立宪的决心。
最终，考察政治五大人中，载泽、戴鸿慈、端方没有变，山东布政使尚其亨、顺天府丞李盛铎代替徐世昌和绍英出访。
载泽
在更加谨慎的布置下，1905年12月7日考察团第一组端方和戴鸿慈出发。他们先后考察了日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丹麦、瑞典、挪威、奥匈、俄国、荷兰、瑞士、意大利等13国。1906年1月14日，载泽率领考察团第二组即尚其亨、李盛铎出发。考察团先后考察了日本、美国、英国、法国、比利时等5国。
其中丹麦、挪威、瑞典、荷兰、瑞士五国都是在考察团出发后，听说了此事，临时邀请考察团来访的。这意味着什么？
可以说，此趟行程是晚清政府树立形象的一次成功公关。要知道，经过义和团的庚子事变后，中国人在国外的形象就是半开化的野蛮人。
1900年10月，美国传教士、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回到美国，身背着枪支。港口一个提行李的小孩问丁韪良这是从哪里打猎而来。丁韪良称自己从大洋的西岸而来，是打鬣狗回来。
要知道鬣狗在西方人眼中就是凶残、阴险、贪婪的形象，而丁韪良还是亲自去过中国的人，就更别提没有去过中国的西方人对中国人的形象了。
不过经过这次行程，中国人的形象在国外就有了些许改观。《泰晤士报》称“改革是一定会到来的……今天的北京已经不是仅几年前你所知道的北京了。”《纽约时报》对戴鸿慈在美国的一场午宴中的发言进行报道。戴鸿慈称：“我们希望消除任何发生摩擦的原因，让我们通过多接触以更好地了解对方，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正确的事，相互给对方带来最大的利益而不是伤害。”
可见，清廷向世界传递着期待改良政治，融入文明世界的渴望。对于晚清的外交有极大的积极意义。
当然此行的重点还是关于政治体制改革方面。
日本近代政治家，首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明治维新元老，中日甲午战争策划者
1906年夏天，两队人马先后回国，并给出了相当深刻的调研总结。例如载泽对与日本明治维新元老伊藤博文的交流留下深刻印象，回国后将日本宪政推为列国之首，强调立宪有“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三大利处，并严厉驳斥了“宪政既行，于满人利益有损”的说法。这对清廷决心实行预备立宪发挥了重要作用。
后果
1906年，慈禧根据派遣大臣前往海外考察列强各国实施宪政内容，下诏预备立宪。
结论：不去讨论清廷是否是真心希望立宪救国，仅仅从考察的本身对于中国国际形象的提升，以及对于国内立宪派的拉拢，以及造成革命派孤立的局面，都证明了，此次出访获得了极大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