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姚家怡、张依依

编辑｜王晓

短短四天，苏城文明码就从全国首推变成“测试结束”。

根据苏州新闻网的报道，“苏城文明码”系全国首创，通过“一人一码”的方式，构筑文明积分信息识别体系，形成市民文明程度“个性画像”。可以影响这个分数的有两个指数：文明交通指数和文明志愿指数。其他文明指数则尚未开放。

“健康码的思维模式，可以向更多领域延续和拓展，为社会治理创新和智慧城市建设作出贡献。”今年4月，《湖北日报》的一篇评论如此写道，该评论后为中国政府网所转载。

此次引发争议的文明码，即是苏州健康码平台苏城码App的衍生物，而苏城码App在宣传上，也透露出其设想——从“疫码通”到“一码通”。

码与评分

苏州文明办官方微博里，目前最火热的一条，便是介绍文明码上线，其推广语为“文明不文明亮码‘比一比’”。目前，这条微博已经关闭了评论功能。现有的80则留言中，皆持批评态度。

公开资料显示，文明码属于苏城码App的新功能，苏州文明办是该功能的主推单位。

苏城码则原本是苏州市的健康码，无异于其他城市的健康码，可以从支付宝和微信的接口进入。直到5月25日，苏城码升级成一款独立的App，并试图打造成一款汇集多种码的电子身份码应用。资料显示，其技术提供方是天聚地合（苏州）数据股份有限公司旗下的聚合数据。

从理论上看，文明码依附于一种积分系统，它依据市民不同的行为，计算出一个文明积分，再以“一人一码”的形式，生成个人独有的二维码。据其宣传，首推版文明分以1000分为基础分，逐步纳入积分的有交通违法行为和志愿服务参与，例如机动车闯红灯扣50分，此后会纳入更多不同领域的涉及文明的行为。

苏州文明办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回应称，积分不会影响公民权利，但是积分高者，能享受到诸如公交优惠、兑换礼品等福利。苏州的文明码也并非孤例，据新华网报道，浙江绍兴下辖的嵊州市早于苏州推出了文明码，其模式主要基于志愿活动参与数积分，当地宣传部长直言将考虑把文明积分纳入个人诚信建设。

据财新网统计，已经有约 20 个城市推出类似的市民信用评价产品，比如苏州的“桂花分”、宿迁的“西楚分”、杭州的“钱江分”等。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沈岿对全现在表示，“过去，政府治理有一些传统手段，比如刑罚措施或者行政处罚。但有时，这些措施的执行也会存在疲软的情况。为了更好地实施法律，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就从金融系统里的征信演变而出，逐步扩大到社会治理的层面，并且，越来越多的政府部门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用的促进法律实施的手段。”

通过分级评分的方法，满足特定的治理需求，是可以理解的。但沈岿同时指出，不是所有的治理需求和手段都是正当的。比如，如果评分的目的是对特定人群进行歧视性对待，就显然不正当。

而文明码，“从需求角度来讲，似乎是正当的，因为是为了提高社会文明水平；但从手段上，它又不正当，因为它并不必然能够实现需求或目标，它与需求或目标之间的关联性不具有说服力。”

根据苏州文明办的回应，文明码属于自愿注册的性质。

“我个人更觉得它是一种诱导性的自愿。”沈岿如此看待文明码的“自愿性”，他同时认为，把志愿服务的次数与一个人的文明程度挂钩起来，这种诱导是不合理的，而且人们可能会为了得到文明码带来的好处而参加志愿服务，而并不是从内心里希望通过志愿服务贡献社会。

此前，文明码所属的苏城码App也曾收到市民投诉。在苏州市12345便民网站上，有市民在6月时投诉称，自己遇到被强制要求下载苏城码App的问题——当时作为健康码使用的苏城码可不经由App打开。

苏州市民杨先生向全现在透露，目前，苏城码在支付宝和微信的接口关闭，因此必须下载App才能使用苏城码——而且进出小区都要使用该码。

常态化的码？

面对质疑，苏州市文明办回应澎湃新闻采访时还表示，外界对文明码存在误解，而苏州市各相关部门正在抓紧修订完善，待今后条件成熟再推出试行。

全现在查阅公开资料发现，一些地方政府也正循着“健康码常态化”的思路工作。例如，江苏省泰州市和天津市也有基于健康码接入到其他公共服务功能；今年5月，杭州市卫健委更以“全力深化杭州健康码常态化应用”作为会议主题，提出“一码知健”的设计思路。

“一码知健”的系统提出“渐变色健康码”，将包括抽烟、喝酒等泛健康行为纳入计分，以得出个人健康状况评估分数，同时把医院挂号、病历档案等都纳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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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网随后则刊出了一篇评论，直言“渐变色健康码”的设想存在三个问题，分别是公共部门是否有权采集公民的健康隐私数据、健康难量化，打分操作存疑、对个人隐私带来风险。

“现阶段，健康码走向常态化逐渐成为大势所趋。”发表于9月1日的《“健康码”背后的数字社会治理挑战研究》一文，提出了这个结论。该文发表在期刊《人民论坛·学术前沿》，作者是浙江传媒学院互联网与社会研究院院长方兴东，以及智库互联网实验室的高级研究员严峰。

该论文称，支撑健康码出现的要素有几个，如治理理念、组织能力和技术基础等。这些要素也决定着如何应对健康码的常态化趋势以及如何处理留存的大量用户数据的态度与能力。当下，主要观点分为两类：一是根据国家相关要求，对相关用户的数据做出删除、销毁等处理；二是建议从数据资源的角度充分利用前期获得的用户数据，并应用在其他领域，提升政府的社会治理能力。也许正是捕捉到了健康码背后用户大数据的价值，一些地方政府和运营平台对健康码的功能进行了拓展。

全国人大代表、国家网信办原副主任任贤良在今年两会接受《南方都市报》采访时，建议有关部门应当对疫情期间收集的个人信息进行封存、销毁或者“还权于民”。“你不能说在疫情防控期间采取了一些特殊措施，然后就没完没了地延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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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岿认为，文明码的争议反映出一个问题，即对于比较复杂的事实或评价，比如人的文明与否，数字和数据是无法很好反映的。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吴冠军则对全现在表示，要判断一个新出现的“码”是否有效和合理，首先要看这个技术手段要处理什么问题，以及它是怎样对此进行论证的，在这基础上来分析这个“码”所产生的诸种意图的与未意图的效应。

他认为，当下的重要问题是如何安顿好“余数生命”——未能“数字化”的人，例如不能使用智能手机的老人。

“任何一个新东西出来以后，肯定有人在里面，有人在外面，在外面的人怎么办？”吴冠军提出，主事者需要看到数字化“外面的人”，并在设计上想出更多方法，来安顿好他们。

生活的码化？

吴冠军分析，人们愿意接受健康码，是因为在人的价值排序中，认为生命的排序比隐私更重要，所以他们会为了保护生命而放弃隐私。至于健康码以外的应用，则涉及到其他价值的排序，人们的态度要基于特定价值排序的论证。

而在沈岿看来，人们能主动配合健康码，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它是“临时”产物，二是健康码涉及的个人信息有限，只是与病毒相关的健康信息。相比之下，文明码是要长期存在的，而且涉及的个人信息更多、更私密，两者比较便可知道人们态度差异的原因。

“目前各地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都处于野蛮生长阶段。”沈岿认为，文明码遭遇强烈的民意反弹，应该是因为前期没有充分征求民众意见。“野蛮生长情况下出现的种种手段，没办法一下子清理干净。而且，有相当部分是由地方的规范性文件去规定的，这本身就不合法。但由于没有一部统一的社会信用立法，因为失信惩戒而引发的争议，法院很多时候不将其视为受案范围之内的事项，而不予受理。”

他指出，很多学者认为，列入失信名单或者实施失信惩戒实际上带有一种制裁效果，应该列入行政处罚范畴之内——这无非就是想要让失信惩戒受到既有的《行政处罚法》的约束，如果有争议的话，也可以提到法院去，由法院来进行裁判。

“我们现在应该尽可能地放慢脚步，先完善立法。”沈岿表示，“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又是中央极力推行的，所以这之中确实存在一种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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