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背景

一说此篇是通用于前面十篇祭祀各神之后的送神曲，王夫之最先提出了这种说法，他说：“凡前十章，皆以其所祀之神而歌之，此章乃前十祀之所通用，而言终古无绝，则送神之曲也。”

另一说认为屈原写作这篇祭诗的背景是在楚国两次大败于秦之后，内容与《国殇》的联系（魂与殇），所处于《国殇》之后，可以认定它是相当于《国殇》的乱辞的卒章，而非《九歌》“送神曲”。是为对英雄和祖先（为国捐躯的先烈）的祭祀；诗人写完国殇之后，又用楚国南方沉湘之间民间丧礼所特有的悼念形式，写了《礼魂》，以表达对伟大英灵的崇高礼赞。

作品鉴赏

由于所送的神中有天地神也有人鬼，所以不称“礼神”而称“礼魂”。对此篇的理解，从题目到内容一直分歧较大。王逸《楚辞章句》云：“言祠祀九(十)神，皆先斋戒，成其礼敬，乃传歌作乐，急疾击鼓，以称神意也。”今人陈子展以为“这像是说《礼魂》是为祭祀十神成礼之后，又传歌作乐，以娱乐众神而作，不是为祭祀任何一神而作”(《楚辞解题》)。

明汪瑗《楚辞集解》、清张诗《屈子贯》则宣称此篇是“前十篇之乱辞也”。清王夫之《楚辞通释》又认为：“此章乃前十祀之所通用，而言终古无绝，则送神之曲也。”清吴世尚《楚辞疏》、王邦采《九歌笺略》、王闿运《楚辞释》也持同样的观点，学术界一般认同此说。而姜亮夫《屈赋校注》又解“礼”为祀，解“魂”为“气之神也，即神灵之本名，故以之概九（十）神也”，“九祀既闭，合诸巫而乐舞，盖乐中之合奏也，……以总告诸神灵之前”。其说可从。

诗篇以简洁的文字生动描绘出一个热烈而隆重的大合乐送神场面。一开始，先点出是“成礼”，使它和《九歌》各篇发生了联系。祀礼完成后，于是响起密集的鼓点，于是一边把花朵互相传递，一边更番交替地跳起舞。美貌女郎唱起歌，歌声舒徐和缓，从容不迫。这正是一个祭众神已毕时简短而又热烈的娱神场面。而春天供以兰，秋天供以菊，人们多么希望美好的生活能月月如此，岁岁如此。于是，大家从春供到秋，以时令之花把美好的愿望总告于众神灵，并许以长此不绝以至终古的供奉之愿，表达人们敬神事神的虔诚之心。

作者简介

屈原（前339~前278）伟大的爱国诗人。战国末期楚国人。名平，字原。又自云名正则，字灵均，出身楚国贵族。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战国时期黄老之学的传播者。丹阳（今湖北秭归）人。一生经历了楚威王、楚怀王、楚襄王三个时期，而主要活动于楚怀王时期。这个时期正是中国即将实现大一统的前夕，“横则秦帝，纵则楚王”。

屈原因出身贵族，又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故而早年深受楚怀王的宠信，位列左徒、三闾大夫。屈原为实现楚国的统一大业，对内积极辅佐怀王变法图强，对外坚决主张联齐抗秦，使楚国一度出现了一个国富兵强、威震诸侯的局面。但是由于在内政外交上屈原与楚国腐朽贵族集团发生了尖锐的矛盾，由于上官大夫等人的嫉妒，屈原后来遭到群小的诬陷和楚怀王的疏远，两次被逐出郢都，后被流放江南，辗转流离于沅、湘二水之间。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攻破郢都，屈原悲愤难捱，遂自沉汨罗江。《史记》有传，有《离骚》、《九歌》、《九章》等不朽作品传世。

屈原作品想象最为丰富，词采十分瑰丽。《离骚》中大量运用神话传说，把日月风云，都调集到诗篇中来，使辞采非常绚灿，他还突出地描写了三次求女的故事，以表达自己执兼比兴。他善于用美人、香草，以喻君子；恶木秽草，以喻小人，通过比兴手法把君王信谗、奸佞当道、爱国志士报国无门的情景，写得淋漓尽致。

屈原的作品充满了积极的浪漫主义精神。其主要表现是他将对理想的热烈追求融入了艺术的想象和神奇的意境之中。风调激楚，是屈原楚辞风格。屈原由于受霄小的排挤陷害，使曾经对他十分信任并依靠他变法图强的楚怀王，对他产生怀疑以至疏远放逐；楚襄王当政后，更为昏庸，朝政日益腐败，楚国面临亡国的危机，而对屈原这样的爱国志士迫害有加。屈原正直的性格，高洁的人格，爱国的行动，反倒都成了罪过。他将自己满腔愤激的情绪，发而为诗，形成了激楚的情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