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全历史 蓑笠寒江雪

1906年10月14日，美籍德国犹太思想家、政治理论家汉娜·阿伦特出生。

她是大哲学家海德格尔（此处可a至1976年5月26日的弗莱堡）的弟子，也是“轴心时代”的提出者雅斯贝尔斯亲自指导的哲学博士。她是20世纪最具原创性的思想家和政治理论家之一，她对纳粹主义的深刻反思，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如今她的思想也成了学者们研究的热门。

那么，她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首先，她是一个敢爱敢恨，拿得起放得下的独立女性。

阿伦特18岁上大学，情窦初开，很快就与一个青年教师发生了恋情。这个老师比她大17岁，已婚，而且有孩子，就是后来鼎鼎大名的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这是她第一次遇到火热的爱情，所以特别投入。但没过多久她就意识到这个感情不会有结果，因为海德格尔不会为她抛妻弃子，他正在为评职称而专心写作，所以故意冷落阿伦特。

阿伦特很坚强，以冷静的态度和行动来摆脱感情的困境，既然拿得起，也要放得下。她选择走出这段感情的阴影，转学到另一所大学，从此很少和海德格尔见面。后来海德格尔投靠纳粹，两人才彻底决裂。但十几年过去后，两人再次面，阿伦特一笑泯恩仇，和海德格尔恢复了朋友关系，还为他在纳粹统治期间犯下的错误而辩护。

阿伦特一辈子结过两次婚。她的第一任丈夫之所以和她离婚，据说是因为受不了她像男人一样抽雪茄。不过她最终还是找到了对的人，就是她的第二任丈夫布吕赫，两人白头偕老，生活幸福。

其次，她是受纳粹迫害的犹太难民。

阿伦特出生在德国中产阶级犹太家庭，原本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但是纳粹的崛起破坏了这种美好。上小学时阿伦特就能感受到身边人异样的眼光，但她并没把这太当回事。直到博士毕业，她才真正感受到纳粹主义的可怕。因为是犹太人，所以她被取消了学术研究的资格。

希特勒上台后，迫害犹太人的行动更加激烈，阿伦特走出书斋参与到犹太组织中，帮犹太人和社会民主党人移民，结果被盖世太保抓进了监狱。好在抓她的人不是特别坏，关了8天之后就把她给放了，这才躲过一劫。

为避免再次受到纳粹的迫害，阿伦特流亡到了法国巴黎。在法国谋生，阿伦特吃了不少苦。她做两份帮助犹太人移民的工作，生活暂时得到了保障。在巴黎的这段时间，她认识了许多富有同情心的法国作家，如加缪（此处可a至1960年1月4日的维勒布勒万）、萨特（此处可a至1905年6月21日的巴黎），还有同为流亡者的犹太知识分子本雅明。他们经常在咖啡馆中相聚，正是在这个团体中，阿伦特找到了归宿，并且与本雅明建立起友谊。后来法国沦陷，为躲避迫害，阿伦特又移民美国。当时本雅明将包括《历史哲学论纲》在内的所有手稿交付阿伦特。阿伦特托人出版了本雅明的《历史哲学论纲》，而本雅明则因为过境失败而服毒自尽。

最后，她是反抗“平庸之恶”的天才女思想家。

阿伦特十三四岁就开始阅读康德（此处可a至1804年2月12日的柯尼斯堡）、克尔凯郭尔的哲学著作，18岁时考入马堡大学哲学系，成为了海德格尔的学生。后来还听过现象学之父胡塞尔（此处可a至1859年4月8日的普罗斯尼兹）的课，最后跟随雅斯贝尔斯学习，22岁就获得了博士学位。有三位大师做自己的老师，想不成思想家都难。

但是阿伦特的巨大影响不是在严格的哲学领域，而是集中在对纳粹罪行的反思上，因为她本身就是一个受害者，后来她知道纳粹在集中营干的事更加罪恶滔天，她受到了巨大的打击，于是开始系统研究纳粹主义。

阿伦特认为，纳粹主义的罪恶有两种，一种是极权主义统治者本身的“极端之恶”，代表人物是希特勒；另一种是被统治者或参与者的“平庸之恶”，代表人物是艾希曼。希特勒大家都熟悉，艾希曼是谁呢？他是一个曾负责运输和屠杀犹太人的德国军官，被捕后受审，阿伦特亲往现场，发现艾希曼只是一个性格温和的普通人，看起来并不像一个心理变态的杀人狂，阿伦特把艾希曼这类人的恶归纳为“平庸之恶”（也译为“恶之平庸”）。

阿伦特认为平庸之恶比极端之恶更为可怕，因为它就潜在于普罗大众之中，一个热爱家庭、热爱工作的人也可能盲从于极权主义统治者，变成一个执行命令的刽子手，艾希曼就是这样的人。（详见规律31 - 群体敢作恶：好人为什么会变坏？）

那么如何反抗“平庸之恶”呢？

阿伦特提出的办法就是思考和行动，她认为艾希曼就是缺少思考的典型。她说的思考是一种开放性的思考，要与他人对话，自己也要反思，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苏格拉底的“助产术”，在与别人辩论的过程中吸纳不同意见，最后达成共识，此时内心是和谐统一的。而它的反面是不对别人的观点提出异议，这样人的内心是没有反思的，实际上也不会和谐统一。她说的行动也包含在这个过程中了，就是在公共舞台上敢于发言、挑战和接招，彰显做人的尊严。

她不仅这么说，也是这样做的，她经常参加聚会，参与社会活动，表达自己的观点。

历代评价

1、阿伦特生存的基石就是一种对真实的执着，她是作为本来意义上的人而存在的。

——雅斯贝尔斯

2、她固然不是那类埋首于专业的麻木的学者，但也不是那类与时俱进的聪明的学者，而是逆流而上的反抗的学者。她反潮流，反抗她的时代，因为她确信，她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极端的时代，黑暗的时代。

——林贤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