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星海的歌剧《军民进行曲》于1940年5月在延安创作的，是早期著名抗战歌剧剧目之一。在当年，此作品的影响力之大甚于后来的《白毛女》。

然而学界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对这部“中国气派”歌剧是否具有民族性艺术价值，能否将其纳入早于秧歌剧之前的民族歌剧范例来对待，以及这部剧在当时的影响力和接受情况究竟如何等深人性的问题，很少有全面的论述。

早在《白毛女》诞生之前，人们就将其作为具有中国化的歌剧来对待。然而当延安的《白毛女》出现后，《军民进行曲》常常又被视作采用西洋歌剧模式创作的典型例证。两种相反的结论显然令后人莫衷一是。试问：“民族化”歌剧与“中国气派”歌剧难道不是可以划等号的同义语么？

纵然，此事反映出了中国歌剧在发展进程中价值观念随着时序更迭不断变迁的事实，但现在学界需要澄清的是，它是否具有合理而鲜明的民族性。若我们能拿出充分考据，能将其作为民族形式的歌剧来审视，那么，这部作品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就应该得到新的确认。

据曾在延安革命纪念馆从事史料整理工作的张国全介绍，冼星海于1938年11月受到鲁迅艺术学院的盛情邀请来到延安，虽然在这里仅仅居住了一年多的时间，却在艺术创作上达到了巅峰。

张国全介绍，冼星海在延安的创作期间，甚至没有一架钢琴可以试弹，可称得上乐器的只有用铁桶自制的二胡和为数不多的口琴、笛子，战士们吃饭用的瓷缸也成了试音的打击“乐器”。

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下，冼星海凭借艺术家的灵感在头脑中创作，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完成了《生产大合唱》《军民进行曲》等主要作品，达到了他个人创作上的巅峰，也成就了中国革命音乐史上的高峰。

对于如何给《军民进行曲》有个清楚的定位，冼星海还做了更细致的考虑。虽然他也把传统戏曲称作“歌剧”，但是他认为有封建性的戏曲有其社会价值，却缺乏创造性，这对于艺术和政治的价值而言显得十分贫乏。

他认为在当前的抗战中，歌剧须要肩负起具有阶段性历史的使命：“我们不独要把握歌剧要有‘艺术的’、‘政治的’和‘社会的’深刻含义，我们还应利用这三种条件去领导全民族，使他们通过歌剧而感到一种新的生命力量，去增强抗战的决心。尤其我们要把握这新阶段的艺术，使他(它)灌注在每个民众的心灵里。”

由此可知，冼星海首先存音乐构思和风格上明确了歌剧《军民进行曲》的创作——其核心就是一切为了抗战，为抗战就必须做到大众化和民族性。“根据目前抗战情形而创制，歌词尽量采用口语，歌曲全是民谣作风，乐队是中西结合。

总的目的是要使中国老百姓看完了感到军民合作，坚持抗战。但歌词与歌曲是否融合，全歌(剧)是否统一，是作者应该虚心地接受大众的批评。尤其是大众是否认为它是属于他们的，换句话说，是否‘大众化’的。”

冼星海还对这部歌剧的风格类型做了特别的说明，他自认为这是部民族性的歌剧：“《军民进行曲》是属于强有民族性的歌剧。它不是欧美的歌剧形式，也没有欧美的特点。从布置音乐诗歌方面说，还都尽量用中国风味的。它有中国的特别作风，是根据目前抗战情形而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