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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因: 1762年,卢梭出版《社会契约论》,提出公共意志说;后果: 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卢梭被革命党奉为精神导师。
文 | 全历史 一口
前因:
1762年,卢梭出版《社会契约论》,提出公共意志说。
1791年12月,法国国民议会投票通过决议,为启蒙思想家、《社会契约论》的作者卢梭树立雕像,将其作为大革命的象征。
1789年7月14日,巴黎市民拿下了象征着波旁王朝专制政权最高权威的巴士底狱,法王路易十六向代表平民利益的制宪议会屈服,承认制宪议会的合法性。
1790年,卢梭的一樽半身像和一本《社会契约论》被摆进了革命党临时政府的议会大厅。
从1789年到1795年,卢梭的地位不断受到抬升:1790年12月,议会表决通过了一份要求公众向卢梭致敬的动议;1791年8月,议会再次要求授予卢梭“祖国对其伟大人物表达的崇敬之情”;1794年3月,国民公会批准将卢梭遗体迁葬先贤祠的决议;两个月后,雅各宾派首领罗伯斯庇尔在公开演说中援引卢梭的《社会契约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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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卢梭已经逝世十余年了。这位在世时被驱逐、被流放、因其离经叛道的私生活而备受辱骂的思想家,是如何被大革命选中并被塑造成精神领袖的呢?
1712年,卢梭出生于日内瓦的一个工匠家庭,青少年时期的卢梭做过学徒、杂役、帮工,流过浪、偷过东西,靠自学成才,可以说是彻彻底底来自社会底层的思想家。
正是这一点让他区别于其他启蒙思想家。比如来自富裕中产阶级的狄德罗和伏尔泰,来自世袭贵族家庭的孟德斯鸠,以及虽然是私生子但母亲是当时巴黎上流社会社交名媛的达朗贝尔。卢梭的平民身份在大革命的洪流之中,正好可以成为革命党人号召和团结无产者、小农和手工业者等平民阶级的利器。
这是他被大革命选中的原因之一。
平民出身的卢梭,其作品始终比孟德斯鸠、伏尔泰更有平民精神和意识。1761年,他出版了《新爱洛伊斯》、次年又出版《爱弥儿》,在这两部作品中,卢梭大量描写了淳朴、善良、品格美好的平民的形象,同时讽刺了不事生产却虚伪奢靡的贵族和天主教会的“蛀虫”们。
除此之外,卢梭的政治论著《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社会契约论》,都强烈地呼唤自由、平等和权利。尤其是《社会契约论》提出,一个理想的社会应该是建立在人民的“公共意志”(即法律)而非君主或者特权阶级的个人意志之上。人民与政府的关系应当是一种契约关系,假如主权者走向公共意志的对立面,就相当于破坏了社会契约,人民有权采用起义等手段去推翻违反契约的统治者。
这种大胆激进的观点,无形中又为大革命暴力推翻特权阶级提供了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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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被选中,正是因为这两点原因。而卢梭被塑造成大革命精神象征,离不开一个人——罗伯斯庇尔,“雅各宾共和国”更是被普遍视为卢梭影响力的巅峰。
罗伯斯庇尔很喜欢引用过卢梭,尤其是在面对政敌的时候,卢梭几乎成了“万金油”。
1791年8月,罗伯斯庇尔与斐扬派就如何修订宪法进行辩论。斐扬派是从雅各宾俱乐部中分裂出去、支持君主立宪制的一个派别,其代表图赖坚称:人民只能通过代表行使其权力。这时罗伯斯庇尔引用卢梭的“公意”说来驳斥图赖,声称直接民主而非代表制是最完美的政治体制。
1792年8月,在巴黎人民要求推翻君主制的呼声中,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斐扬派的势力也逐渐解散。
次年5月,罗伯斯庇尔的敌人变成了主张共和制、但试图将议会垄断在工商资产阶级手中的吉伦特派,他又再次引用卢梭,对代表制进行抨击,以赢得“无套裤汉”(极端民主派)的支持。
然而几周之后,当吉伦特派的统治被推翻,罗伯斯庇尔摇身一变成了代表制的拥护者,借口是 “人民大众不能自己统治自己”。
总之,每当罗伯斯庇尔觉得议会不受控制时,他就会援引卢梭对于代表制的质疑。而当议会的权力掌握在他手中时,卢梭就消失了,他就会转而强调代表制的必要性。
这一切在罗伯斯庇尔那里只是一种政治上的机会主义,但却使得卢梭成为大革命之中最常被提起和引用的革命导师。
1795年,热月革命爆发,罗伯斯庇尔和雅各宾党人的恐怖统治被推翻,卢梭的热度也逐渐冷却。
1800年8月,已经成为共和国第一执政的拿破仑来到埃默农维尔,在参观卢梭住过的房子时说道:“你们的卢梭是个疯子;就是他把我们引到今天这个田地的。”这位大革命的终结者承认了卢梭的影响力,并且给卢梭与大革命的关系来了个盖棺定论。
后果:
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卢梭被革命党奉为精神导师。
结论:与其说卢梭的思想促成了大革命的爆发,不如说大革命选择和成就了卢梭。当然,《社会契约论》中的人民主权说、公共意志和自然状态等理论,对后来西方的政治哲学、法学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