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参考了朱浒《东汉佛教入华的图像学研究》

对于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我们目前唯有用考古学的“可追溯最早时间点”，即terminus post quem，不晚于的时间点。就现有的材料来看，这一时间点当在西汉末年。我们且聚焦在汉代，了解一下佛教初入中华的遗迹。

在汉代的文献中已经有大量关于佛教的内容，也有记载佛寺的建立，比如汉明帝有“白马驮经”之梦，因而建白马寺。《后汉书》有“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这样的话，可见彼时宫中佛教与道家信仰并存的情况。佛教的经典也陆续传入中国，作为中介的传播者多是胡人，如安世高、支楼伽谶、支谦、康僧会等。

然而汉代的佛寺原型已无存，研究传播者与经文是历史的切入角度，我们暂且不提。本文聚焦于佛像和佛教相关母题，分别对汉画像石、摩崖石刻、摇钱树和魂瓶加以介绍，以求大家能对佛教传入中国的情形有一个概括的认识。

早期的佛教主题的造像主要发现于我国西南地区。主要有摇钱树、钱树座和陶灯这几种形式，因此我们先来介绍西南地区的佛像，然后对东部地区汉代佛主题图像作一番简介。

墓室石刻

其风格较为统一，都是“高肉髻，具项光、着通肩衣、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握衣端”（宿白《四川钱树……中国南方发现的早期佛像札记》

灯座、摇钱树座与摇钱树

佛出现的位置与西王母同，反映了从西王母向佛像过渡的中间阶段。

双手放在胸前，有明显衣服褶皱。这也被视为向佛像过渡的形态。

在摇钱树的树座和树顶上都能看到早期的佛像，可以看到有明显的高肉髻，圆弧形发际以及施无畏印的手印。

“胡人持莲”石座

这是一个石座，出土于汉代墓葬群，其特殊之处在于胡人手势与佛教无畏印手印相像，再加上手持莲花，很可能是佛教美术的产物。

沂南汉墓“莲花化生”形象

沂南汉墓位于山东省沂南县北寨村，1954年由南京博物院主持发掘。在沂南汉墓中室，有八角擎天柱，柱子的南北两面的顶端，有两“童子”双手拱兄站立像。在南面的童子像下方，有肩生双翼、手施无畏印的坐像人物，东西两面也有双翼人物位于华盖之下。

东面人物为东王公，西面人物为西王母。北面的那一组，据朱浒考证，是胡人礼佛像，上部人物由“胡人持莲”与“莲花化生”组合。

“胡人持莲”应该是古印度“药叉持莲”的转化，这种转化也并非突兀，在印度也有供养人持莲之像，胡人的主题又表明这一母题的外来属性。往后看，在汉以后的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期，都大量可见供养人持莲花的形象，足以证明这一主题与佛教的联系。同样，“莲花化生”这一艺术母题也是源出古印度。以往我们发现的中国“莲花化生”像不早于东晋，而沂南汉墓的这一发现将时间前推了200年。如何证明是和佛教有关呢？一方面，《法华经》与《无量寿经》中有“莲花化生”的相关记载，另一方面，其独特的“项光”具有明显的外来因素，虽然并不全然如俞伟超先生所说一定与佛教有关，然而综合图像的排布诸元素，也能大体确认是早期的“莲花化生”图像本土样式。

“胡人礼佛“模式，表明西域胡人与佛教的紧密关系。其广泛分布，表明了佛教题材的传播广度。

滕州画像石

滕州出土的一块画像石的中部有一房屋形象，房屋内有三人，正中人物着深衣、盘腿坐头部有圆形突起。右侧人物头上有密集螺发。据朱浒考证，这是原始的“一佛二胁侍”图像，蓝本应是印度“梵天劝请“题材。右侧的尖顶帽胡人与左侧的牛车更烘托了其浓郁的宗教氛围。

光头人

这是东汉的石刻，其中出现了光头的形象。在我国文献中，最早有汉人削发为僧是在曹魏。故而这里出现的背部有羽毛人物很可能是寓居在徐州一带的胡僧，拜谒凤凰显示出某种宗教诉求。

孔望山摩崖石刻的佛“母题“

在孔望山摩崖石刻发现了可能是“佛涅槃“”舍身饲虎“”胡王礼佛“”胡人乐舞“的石刻，展现了早期佛教在中国发展的情况。

上面图片右下角的佛像编号为X2，人像头顶有高肉髻，右手施无畏印，左手于胸前持水袋。

胡人抱子

朱浒认为汉画像中的“胡人抱子“图像是”九子母“信仰与”鬼子母“信仰合流的关键证据，虽然始于中印两条独立脉络，但却在汉地东传过程中融合在一起。

《杂宝藏经》记载了鬼子母的故事。鬼子母原是老鬼神王的妻子，有一万个儿子，其中小儿子叫嫔伽罗。鬼子母凶妖暴虐，吃人的儿子。老百姓不胜其苦，告诉了佛陀。佛将她的小儿子收在了自己的钵底。鬼子母找不到自己的儿子，就求到了佛陀那里。在佛陀的感化下，鬼子母受三皈五戒，从此成为人们求子和保佑儿子的对象。

我国的“九子母”故事与此故事相似，闻一多先生认为这两种故事都源出于巴比伦。这种形象的成片出现，说明了佛教在中国传播的盛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