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因:佛教由百济传入日本;后果:开启飞鸟文化
作者:一鸣 / 编辑:王莫失
前因:
佛教由百济传入日本
公元552年,大臣苏我稻目站在由家宅改建向原寺前,看着陆陆续续搬进去的佛像与经书,一句话也没说。
结果,在一年之后,日本爆发了流行疾病,一时间哀鸿遍野。排佛派借此机会大做文章,认为这场瘟疫是因为苏我稻目等人崇拜他国之神,才导致了本国神明愤怒,最终生灵涂炭民不聊生。“信佛派”则认为,之所以瘟疫流行是因为没有供奉西来的佛教,本土的宗教并不能使百姓安居乐业,实在应该提高佛教地位,公开信奉佛教。
至此,佛教虽然得到了或多或少的讨论,但仍没有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仍只是朝堂斗争的幌子,而随着疾病的削弱,对于是否信仰佛教的辩论又渐渐平息。
其实,自538年佛教从百济传入日本之后,日本政府就是否遵从佛教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对于是否信仰佛教,朝中形成以来自飞鸟的新贵族苏我氏为首的“信佛派”和以来自三轮山的旧贵族物部氏为首的“排佛派”,双方以是否信仰佛教为借口,进行了激烈的权利纷争。
苏我稻目的族谱
552年,百济王为了对抗高句丽,特意向中国南朝与日本示好以求相互照应。金铜佛像沉默地被放在在朝堂之上,大臣苏我稻目明白它不仅是百济王的好意更是苏我氏与物部氏之间不死不休的漫长斗争即将迎来的一个转机。
佛像和经书是小事,但它们所代表的宗教却足以引起国家的震动。三轮山既是政权中心又是物部氏的天下。武器库、刑狱、负责祭祀的石上神宫,同天皇世系一样古老的贵族身份既是武器又是护身符,浓厚的神道教思想如同一张看不见的网,在物部氏的牵动下束缚着整个日本。“恐致国神之怒”,在苏我稻目看来不过就是物部氏的一块遮羞布罢了。
飞鸟是苏我氏的大本营,但它太远了,远得不好,远到来自飞鸟的苏我氏不能对中央时时把控;但飞鸟又远得真妙,神道教思想的触角不能深入刚好为苏我稻目将佛教作为新的思想武器提供土壤。苏我稻目瞧着天皇为难的神情,微微一笑。
对于天皇来说,佛教就像是瞌睡时出现的枕头。三轮山的古老贵族太多了,他们用神道教思想封印了天皇更封印了国家。百济王献来的佛像可真是棒极了,佛像身后来自西方大陆的文化更是妙不可言。
苏我稻目所说的“西蕃诸国皆礼之,日本岂独背也”,真是太对了,佛教得信,不光是为了削弱神道教思想的控制,更是为了以佛教为契机吸纳更多来自西方强国的文化。
由于国内排佛势力强大,佛教并没有借此机会广泛传播,而是成为苏我氏的私人信仰。

日本清水寺
直到三十多年后。
585年,苏我稻目的儿子苏我马子患病,苏我马子便向天皇请求拜佛以求痊愈。天皇同意了,于是苏我马子供奉了两尊佛像,日日夜夜向从百济送来的释迦石像祈求延长寿命。第二年二月,又一次疫病流行,死亡者无数,历史似乎又一次上演。
从前的“排佛派”物部守屋认为苏我马子信奉佛法实属妖孽造成民众死亡,上奏天皇灭绝佛法。于是天皇下诏破除佛法,物部守屋奉命烧了佛像和佛殿,将剩余的佛像扔进了难波的堀江中。
但是,传染病并未得到控制,反而越发蔓延开来。人们纷纷猜测这也许是烧毁佛像引起的灾难。苏我马子上奏天皇说,要杜绝疫病除了借助佛法外,别无他法。结果天皇允许信奉佛法,但附加了条件,即只许马子自己信奉佛法,不得向他人灌输佛法。
虽然佛教在日本的流行主要是因为对于疫病的防控,但佛教也因为在神道教的牢牢把控中争得一席之地。以佛教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在日本逐渐传播,最终产生了以飞鸟地区为代表的飞鸟文化。
后果:
开启飞鸟文化
结论:佛教传入与排佛之争既是对先进外来文化的吸收又是日本本土的一次权利斗争。佛教传入之后,日本逐渐开始了对中国文化的广泛吸收与学习。佛教的传入为日本文化带来了新鲜血液,促进了飞鸟文化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