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山本薰的妻子生头三个孩子时，他和大多数日本男性一样，选择了什么都不做。“当时我让妻子承担了一切。”家住广岛郊区的山本说。

但那并不是他唯一的选择。日本拥有世界上最慷慨的带薪休假政策，对女性和男性一视同仁。根据法律规定，日本男性可以休长达一年的假期来照顾孩子，并且依旧可以得到相当一部分的工资。曾有调查显示，高达80%的日本年轻男性表示将使用这种带薪陪产假，但在实际生活中，只有不到7%的人使用。半数以上的男性，在妻子生产之后，只休了不到五天的育儿假。

在拥有第四个孩子的时候，山本做了一个和从前不一样的决定。他休了一个月的育儿假。

男性休育儿假，需要先驱者

假期政策调研机构“假期网络”（the Leave Network）的研究员彼得·莫斯（Peter Moss）分析了全球各地的带薪休假政策。他发现，真正能让男性实践育儿假的关键因素有三个：一个设计良好、灵活的政策体系，它需要有工作保护制度和足够的薪酬，以及只为男性保留的个人配额或权利；一个支持性的工作环境，使男性作为照顾者的身份正常化；以及一些优秀的先驱者，带动更多的人来参与。

“男性要休带薪假，需要政治性和社会性的承诺；他们还需要反复向别人解释，父亲和母亲一样，有能力照顾别人。”莫斯说。

在神户大学社会学家中里秀树看来，日本需要更多的先驱者。他曾经找到六个休过两天以上育儿假的日本男性，并进行深度访谈和研究。中里说，这些人的动机更多的是想做一些特别的事情，不太担心自己会不适应、或在工作中遭受打击。

“这需要一种先驱精神。在日本，这种精神对踏出第一步来说，至关重要。”中里说。

这也是为什么在日本政府开始大力鼓励男性公务员至少休一个月育儿假的时候，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日本39岁的环境大臣小泉进次郎身上。今年新冠病毒刚刚在日本开始肆虐的时候，小泉休了两周断断续续的育儿假。他在这方面得到一些很高的评价，因为他充当了一个榜样，并支持他的妻子、人气颇高的电视节目主持人泷川雅美。

但与此同时，在更保守的圈子里，小泉也受到了全面的批评；就在不久前，他的一位内阁同僚曾嘲讽说，抚养婴幼儿是女性的工作。

山本说，他自己从未立志成为带薪休假的先驱。但他不得不。他的妻子生产后恢复缓慢，而父母也住得太远，无法帮忙照顾孩子们。

在强生公司销售医疗设备的山本最初担心自己的事业会受到打击。在他待过的任何地方，他都从未见过其他男人请带薪育儿假。但就在山本需要休假前不久，他所在的公司为了促进性别平等，开始推崇这样的观点：员工的生产力，与工作生活的平衡息息相关，而不应该是从早上6点一直工作到午夜促成的。后者是许多日本人早已习惯的，在这种职场文化下，夫妻们几乎不可能将工作和家庭平衡起来。

“必须忘记赞美男人”

强生东京总部的灯每晚7点熄灭。这个公司推出了一项全球性的八周全薪育儿假时，鼓励男性也去休假。

强生子公司杨森日本公司总裁克里斯·胡里根（Chris Hourigan）不仅示范了按时下班（下班后也不收发电子邮件），还在市政厅会议上说，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是和孩子们相处，而非工作。“我想向男人们传达这样的信息：如果你有家庭，你最重要的责任就在家庭，而不应该把事情都交给你的伴侣处理。”

企业刻意改变日本以男性为主导的过劳文化，给了山本一些动力。“在我们公司，我们应该珍惜家庭价值。所以我本来想的是，如果我请假的时候遇到阻力，我准备说'我正在努力实现公司的信条'。”

但他没有遇到阻力。相反，强生公司派了一个视频小组到他家。现在，他的故事出现在公司的宣传文本中。在山本休完育儿假后的一年里，仅在他的小组办公室里，就有另外三个人效仿他的做法。

这段经历改变了他和家人的关系。过去，孩子们很少见到他；常常是在下班回家后，他才看到孩子们留给他的字条。突然间，山本起床做早饭，送大女儿上学，洗碗、洗衣、换尿布，也哄他们睡觉。“我觉得很惭愧。在这之前，我没有做过任何家务。我以前都没意识到这有多难。”

如今，他早上在家工作，送女儿们上学。他还减少了会议，他的团队也可以更快地完成工作。“有他在，女儿们就开心多了。”山本的妻子希美说。

非营利组织“父育日本”（Fathering Japan）创始人安藤哲也有一句口头禅：承担照顾者角色的经历，会改变一个男人。山本成了这句话活生生的证明。

安藤亲身体会过这点。在父亲的逼迫下，他不得不以自己的收入来定义自己，于是他做了工薪族，多年来一直觉得自己被工作所束缚。但看了约翰·列侬照顾儿子的影像后，他受到启发，请了育儿假照顾二女儿。在这之后，他还辞去了工作，并致力于鼓励更多的男性成为参与型的父亲。“对男人来说，没有比经历更好的教育了。而如果父亲改变了，家庭改变了，社区改变了，公司改变了，那么社会就会改变。”

人类学教授福竹慎太郎是上智大学第一个休带薪育儿假的男性。在儿子小春出生后，他休了6个月的育儿假；几年后，在儿子春马到来后，又休了4个月。

福竹和他同为人类学教授的妻子辰巳赖子并没有把自己当成先驱，而是把这些经历当成一种“实验”。令夫妻俩感到恼火的是，大家称赞福竹休育儿假的行动，称他建立了平等分担工作、家务和育儿的家庭模式；大学还请他开了一个研讨会，并撰写文章介绍自己的经历。

“我们必须忘记赞美男人，这毕竟是很平常的行为。”福竹说。

越来越多的父亲们开始发声

然而，格伦·伍德（Glen Wood）的故事，似乎是一个警示——它告诉人们当先驱者在传统文化面前走得太远时，会发生什么。伍德是加拿大人，精通日语，曾在东京三菱日联摩根士丹利公司担任多年的财务高管。他正与该公司进行一场激烈的、旷日持久的法律斗争。伍德在法庭上表示，当他的女友即将分娩时，公司拒绝了他的育儿假申请，还要求他进行DNA测试来证明他和儿子的亲子关系。公司发言人表示，伍德的说法“与事实相反”。

伍德已经成为日本的一个热门话题。他的网站和法庭听证会吸引了大量的追随者，一些男性也受到鼓舞，开始分享自己的故事——自从他公开自己的遭遇以来，至少有三起类似的案件曝光。

“大家一直在说‘不要放弃，你正在为我们所有人战斗’。”伍德说。4月，他收到一份不利于他的裁决，后来他已提起上诉。

“我的父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我并不了解他。”伍德继续说道，“我非常强烈地感受到，孩子们有权利和他们的父亲待在一起。”

这样的故事，在引起媒体报道和更广泛的讨论时，可能会在很大程度上抵消研究人员所说“多数无知”（一个社会心理学术语，指人们私底下不接受一些规则，却跟着这些规则行事，因为他们以为其他人都同意规则）——虽然调查显示大多数男性想休育儿假，但实际生活中他们却不休，因为他们默认其他男性不认可休育儿假。开诚布公地讨论这个话题，或许能帮助男人们看到，现实中的大多数男性，也渴望更多地参与家庭生活。

伍德、安藤、山本、福武和小泉可能是目前的先锋异类。曾经，瑞典运动员勒纳特·达尔格伦（Lennart Dahlgren）也是这样的一员。在上世纪70年代，作为瑞典政府推动地“爸爸计划”的一部分，这位红头发、肌肉发达的瑞典摔跤手公开了和自己幼子的合照，目的是鼓励更多男性休带薪育儿假。到1991年，只有6%的瑞典男性这样做。

1995年，瑞典改变了政策，推出了世界上第一个具有普遍性的“父亲假期配额”公共政策——不可转让的、只由男性享有的带薪育儿假。今天，每10个瑞典父亲中就有9个休带薪育儿假，是世界上男性休育儿假比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山本希望，有朝一日，育儿假在日本也能走上类似的道路：对男性来说，休育儿假不应当是一种革命性的行为，应该成为一种稀松平常。这一点期望，他希望能延伸至未来的女婿身上。

“如果他们不接受带孩子，”山本半开玩笑地说，“我会带。”

本文原作者为Brigid Schulte，编译自：https://www.thelily.com/the-paid-leave-pioneers-a-few-japanese-dads-have-sparked-a-child-care-revolution/?tid=more_from_li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