啦啦啦！啦啦啦！我是卖报的小行家，

不等天明去卖报，一边走一边叫，

今天的新闻真正好，七个铜板就买两份报……

许多人可能觉得杨碧君这个名字陌生，但要是说起《卖报歌》，大家一定都能马上哼出调来。

杨碧君便是《卖报歌》中卖报童的原型，也是《卖报歌》的首唱者。杨碧君1922年生于苏州盘门，七岁爸爸过世后她便随母亲和姐姐姐夫逃难到上海。为了谋生，几人当掉一件皮大衣，凑钱开始做卖报的生意。杨碧君的母亲和姐姐在霞飞路口的车站边摆报摊，小小年纪的她便抱着报纸沿街叫卖。

上海的近代新闻产业是在1850年开始发展的。为了满足进入上海的西方商人和传教士的需求，上海的新闻产业从移栽西式的新闻纸快速衍生到独立创办中英文报刊[1]。而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上海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中心，而社会新思潮的传播刺激上海的新闻事业进一步繁荣发展。

杨碧君和家人便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了他们的卖报生意。只不过，当时的杨碧君还不叫杨碧君——父母没给她起大名，杨碧君便一直用着“小毛头”的乳名。像小毛头这样的孩子不计其数，他们都奔走在上海的各个角落，为了生计苦苦挣扎。

而小毛头的命运在1933年发生了重要的改变。这年6月，她偶然结识了年仅20岁的聂耳。当时聂耳刚开始在联华影业公司工作，住在霞飞路的弄堂里，上下班便经常遇见小毛头。几次聊天后，聂耳了解到小毛头的可怜身世，而他自己也是年幼丧父，母亲含辛茹苦将孩子们拉扯大，因此特别同情小毛头的不幸遭遇。据说聂耳下班后经常把小毛头卖不完的报纸全部买走，以至于房东见着他老是抱着一摞报纸，便误以为聂耳在报馆做事。

为了帮小毛头卖报，聂耳决定为她写一首卖报歌：别人都是叫着卖报，要是唱着卖的话，估计会吸引更多路人来买报。聂耳邀请自己的好友剧作家兼诗人安娥为卖报歌作词，她便走上街头亲身体验卖报生活。当时的报纸是每份四个铜板，报童们常用“两份报纸卖七个铜板”作为促销手段——这也被安娥写进了歌里[2]。如此得来的歌词当然是亲切而自然的，而一年之后，安娥还将写出另外一首广为传唱的歌：《渔光曲》。

小毛头在街上唱起了《卖报歌》，带着苏州口音的嘹亮歌声伴随着她到上海的大街小巷。而在第二年，她便登上了舞台唱这首歌。在聂耳和田汉创作的中国第一部新歌剧《扬子江暴风雨》中，小毛头受聂耳举荐得以本色出演剧中的报童，从此《卖报歌》便唱响了上海滩。不久，聂耳又推荐小毛头出演费穆电影《人生》中的童年阮玲玉，帮助她开启了自己的演艺生涯。

此时，小毛头仍名为“小毛头”，但多亏聂耳，她已经从曾经小毛头每日沿街卖报的生活中脱离出来了。中共地下党员张光锐因欣赏小毛头的演艺才华，资助她进入上海培华小学读书，小毛头正式有了“杨碧君”这个名字。中学毕业后，杨碧君便继续了她上学前的演艺生涯，20岁不到便出演了数十部影片。杨碧君成为了三十年代的影视红人，还和周璇、白光等当红演员歌星成为挚友。

除了事业上的支持和引导，聂耳还间接帮助了杨碧君的感情生活。杨碧君1948年与画家兼作曲家严折西结婚，而严折西是聂耳在联华歌舞班的老师。命运兜兜转转，最终将聂耳和杨碧君的人生更紧密地连在了一起。

《卖报歌》和它背后复杂丰富的故事，绝不是个例。作为人类思考、生活的具象表现，艺术作品的创作和流传必然和数不清的人生轨迹相缠绕——只有被生活所滋养的艺术，才能真正升华人生。

注释：

[1] 吴祐昕，“《卖报歌》卖的什么报？”

[2] 铭荣，“《卖报歌》背后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