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已有记载，他是敦煌石窟的罪人。”

——余秋雨《道士塔》

王道士名叫王圆箓，出身贫苦，光绪年间辗转到甘肃当兵，接触到道教后皈依，又走到莫高窟而定，发愿修窟。

1900年6月22日清晨（农历5月26日），守护敦煌莫高窟的王道士像往常一样，与雇来的一个叫杨果的贫士一起，来到后来编号为Ch.I的洞窟（今16窟）中，清理积沙，尔后放上新的塑像。杨果偶然间看到通道入口右侧的壁画上有一道裂缝，壁画下面是砖墙，于是就打开砖墙，发现里面堆满了各样的卷轴，敦煌藏经洞就这样被发现，历史的大门就此打开。从此，这个本应名不见经传的道士，稀里糊涂就背上了这一世骂名。敦煌文物的流失是中华民族的伤痛，然而我们是否应该把这罪责加之于一人之身呢？王道士到底是不是一个为小利而出卖文物的国贼呢？

一个历史人物究竟如何，后人往往难以做出公正的评价，一方面可能囿于有限的材料，另一方面，我们的认知受到各种各样叙事和当代意识形态的影响。而对于王道士，除了各种各样的带有民族情绪的记述，我们还能读到斯坦因的考古笔记。且不论斯坦因有无美化或丑化王道士，毕竟这是第一手资料。让我们走入100年前的大漠黄沙，通过斯坦因的考察笔记，了解一下这位被历史聚焦的小人物。

（本文引用内容出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斯坦因考古笔记《西域游历丛书——08发现藏经洞》）

“大约在8年前，他从陕西只身来到这里，举目无亲。他将全部的心智都投入到这个已经倾颓的庙宇的修复工程中，力图使他恢复他心目中这个大殿的辉煌。……当时，坍塌的物什堆满了地面，几乎堵住了通往洞窟的通道。其余的地面上覆盖着厚厚的流沙……而这一切，全都由我身边的这位待人和气、身体孱弱的道士四处化缘、募得钱财来解决，其间的艰辛可想而知，……后来他还曾非常自豪地向蒋师爷展示过这些年来他四处募捐的账本，每一笔都记得非常仔细。他将全部募捐所得都用在了修缮庙宇之上。从他与他的两个忠实助手的生活情形可以看出，他个人从未花过这里面的一分一毫。”（P37-38）

斯坦因是很因王道士而感动的，他对王道士有诸多正面评价，诸如“一个恪尽职守、非常用心的人”（P33），“一个孤傲的、忠于职守的人”（P34）。斯坦因这里所记，应是王道士自己或周边的人告诉他的，可以看出王道士的心思很简单，重修庙宇，功德一件，乐此不疲。

“王道士在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无知很快就被蒋师爷摸清了。……我觉得没有必要去给他谈论考古学的价值……但有一点值得与他进行探讨，那就是玄奘。……这位古怪的王道士是一个很复杂的人：虔诚、无知而又很执着。……王道士头脑简单，信仰却很执着甚而至于有点迷信。……我开始向王道士谈起我对玄奘的崇拜……尽管王道士的眼光中还有一丝不自在，但我已从他发亮的眼神中捕捉到我所想要的东西，最终他露出了一种近乎入迷的表情。王道士尽管对佛教知之甚少，但和我一样，对玄奘顶礼膜拜。……他带着我们走到大殿前面的凉廊上，向我们炫耀那些描绘玄奘西行景色的壁画，这些画像都是他请一个当地画工画到墙上的。”(P38-39)

斯坦因记录了王道士是如何无知，我们不难想象一个没有文化的虔诚道士会如何“尽心”修缮保护圣地。从斯坦因隐隐得意的字里行间，也看到了他是怎么一步一步落入斯坦因的圈套。斯坦因也正是在有一天，借蒋师爷之口，宣称自己冥冥之中是玄奘的继承者，而使得迷信的王道士打开了藏经洞的大门。

“在这阴暗的密室里，我们显然无法对这些写卷进行检阅……我没有立即建议将所有经卷从密室里搬到殿堂里以便阅读翻检……因为王道士仍在担心他从施主们那里辛辛苦苦换来的好名声会受到玷污，他害怕对他不利的流言蜚语在敦煌地区流传开来。”（P43）

据这里的描述，我们可以猜测，王道士应该多次表达过他的这方面顾虑。于是斯坦因就在大殿一侧的耳房中翻看经卷，来“避开不速香客好奇的眼光”。

“最令我担心的还是王道士胆小怕事、犹豫不决的性格，保不准什么时候他会警觉和猜忌起来，在我还没来得及卷走所有珍藏之前，突然关闭这个密室。我一面竭尽所能地赶工作进度，以面还得摆出漫不经心的模样来，以免让王道士意识到他手中的这批东西是无价之宝。……但王道士的勇气与日俱增，他开始一捆一捆地往这里送卷子了……王道士随意地在这些藏经中翻检‘珍宝’，结果又有不少新的发现。……我所关注的是我能从这里拿走多少藏经。令人奇怪的是，王道士竟然对这些无价之宝毫不吝惜，这也使我内心颇感一丝轻松。当我从手头那些纷杂的藏品中挑出一些丝画（帛画）、布画和文书以备日后深入研究时，他居然没有提出任何反对意见。……为了把我的注意力从他所认为的最有价值的汉文经卷上引开，他开始不遗余力地将他归入垃圾的那些藏品一捆一捆地抱了出来。“（P46，P50，P51，P54）

刘慈欣的小说《三体》让“降维打击”这个词火了起来，斯坦因对王道士可以说就是一种降维打击。王道士完全不了解敦煌藏品的价值，他认为没有价值的东西反而多是无价之宝。

“从纷杂的卷子中间迅速挑选别具价值的非汉、藏文写卷、绘画等遗物耗费了整整5天的紧张劳动。这些都是我最想得到的东西。……王道士在将这些藏卷重新挪入密室时，顺手把它们放在了最上面或其他比较容易够得着的地方。……我们通过外交周旋和物质上的捐赠成功地避免了王道士由于劳累而产生的不满。但现在面临将所有藏品从密室中清理出来的任务，这有一定的风险，王道士明显有些抵触情绪了。经过漫长的交涉，我们又追加了捐赠，王道士终于答应了我们的请求。……王道士自己体力有些不济，于是请了一个助手来帮忙。他们一边干，一边不停地抱怨，……王道士一捆一捆地将这些卷子往外搬……王道士的不满情绪越来越明显，清理工作如再拖延则不利。……我们与王道士进行了漫长的谈判。不知是由于担心还是后悔，他力图尽早结束我们的搜寻工作。他一方面提出了更大的捐赠要求，另一方面又声称决不让我们拿走那些‘经书’，不管它们的内容如何。尽管王道士的态度令人不快，但总算是转到了‘交易’方面来了。“（P75，P77，P78）

斯坦因记录的这些细节有利于我们还原当时的场景。王道士不但自己帮着斯坦因从密室搬运文书，而且还请来了一个助手。他没有意识到这些文物的价值，这也并不奇怪，他曾三番五次向官府报告这批文物，都被冷眼相待，那么多有学问有地位的人都看不上，我们怎么能责怪他一个没文化的道士糟蹋东西呢？

“必须不断诱导王道士……蒋师爷的不烂之舌和我的再三表白自己对佛教和玄奘的崇拜发挥了作用。看得出来，尽管在经卷堆上来回爬东和运送经卷使王道士显得有些累了，但他脸上猜疑的表情，还是被一丝平静甚至是自豪的表情所掩盖，因为我们对他所认为的毫无价值的东西竟然表示了欣赏。事前，我曾许诺要捐献一大笔钱给他作修缮庙宇之用，以补偿翻检藏经给他所带来的不便和可能对他带来的风险。……我声称是玄奘的在天之灵让我很荣幸地来取得这批数目巨大的藏经和其他圣物，……我特意将他的注意力引向那幅唐僧牵着满载经书的坐骑从印度返回的情景，这是一个最好不过的规劝，让他同意我的请求，将这些由他发现、现仍藏在秘史中的经卷带走供西方学者进行研究。……作为交换，他还将获得一笔捐赠，用于资助洞窟庙宇的修缮，从一开始我就非常谨慎地提出这项捐赠，它自始至终吸引着王道士。同时我还无条件地捐赠了一件银器。我们很难判断这些交谈对王道士产生了什么作用。它既担心他的圣洁的名声因此而受倒玷污，同时又不愿放弃一个为他修缮庙宇洞窟提供捐赠的好机会，这对他衷心珍爱的功德事业很有利，但必须以付出他所认为的无用的那些古董为代价。看得出来，王道士一直都在上述两种选择之间犹犹豫豫，举棋不定。”（P54-56）

斯坦因对王道士如何答应他运走敦煌文书有十分详细的记录，我们能看出王道士的内心活动。在这一过程中，最重要的因素好像是“钱”。而王道士要钱是想做什么呢？是做功德，修缮庙宇。我们当代人生活在一个对传统精神“祛魅”的时代，如今很难相信一个人单纯地愿意为一件“虚无缥缈”的事情付出所有。然而在传统社会中的人，的确会受到更多信仰层面的感召。所以，与其说是王道士为了钱把敦煌文书出卖了，不如说是他为了自己的信仰和做功德的执念，权衡之后做出的选择。这一点也可以从斯坦因和蒋师爷反复强调玄奘这一点得到印证，他们反复强调冥冥之中与玄奘的联系，就是抓住了王道士的这一点软肋。

“先前我挑出那些我认为有艺术和考古价值的卷子时，王道士一直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现在他担心他要失去全部珍贵的‘经书’了。他第一次显出了恼怒的表情，我们的关系也顿时紧张起来。我们经过小心周旋才避免了关系的破裂。王道士一再表示，这些藏卷的丢失迟早要被施主们发现，而这些施主又都曾为他的清理、修缮活动捐赠过资财，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他一再声称在做出任何决定之前，需要征询施主们的意见。……到了那里，却遗憾地发现满怀疑忌的王道士干了一个通宵，将所有藏卷全部运回密室中去了。其间的劳累更增加了他心中的气恼。型号那些很有价值的绘画、非汉文写卷等已被我们挑选出来。“（P81，P82）

这里可以看出，王道士内心还是有一条线（虽然这条线最后还是被攻破了），“汉文“的经书是不能被带走的。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对”施主“负责，对”功德“珍视。文章开头我们读到斯坦因记述王道士给蒋师爷看账本一事，意在说明王道士将钱都花在做功德一事中。斯坦因后来又对自己的笔记专门做了注释：

“1914年，我第二次到敦煌，他特地将募捐的账目交给我看，表明所捐赠的所有款子已全部用于功德事业，没有一分一毫中饱私囊。……有足够证据表明，他将我所捐赠的马蹄银全部用在了修缮活动上，1914年，我在他的洞窟前面，就目睹了一排新修的庙宇和禅房。”（P86）

在这一点上申明是十分必要的，因为现在很多叙事为了增加故事性，对王道士进行了诸多无中生有的扭曲描述。

“王道士终于答应了我的请求，但有一个明确的协定：此事只能我们三人知道；在我离开中国以前，对这批东西的出土地点必须守口如瓶。当时，他害怕自己被人发现不在他自己的住处，所以运送这批经卷的任务便只能由蒋师爷一个人独自承担了。”（P56）

可以看出，王道士心里还是有些惭愧和担忧，所以他害怕被人知道后，自己的名声受到影响，自己的功德半途而废。

“我们的行动刚一结束，他便迫不及待地踏上行程，开始了他周期性的化缘活动。为了尽可能地消减王道士的担忧，同时也为了留下我进行布舍的实物证据，我安排王道士在一个已遭废弃的小窟里树立了一尊玄奘的塑像。敦煌工匠按期完工，但做出来的这尊塑像丑陋不堪。尽管如此，也足可以帮助王道士挡住周围怀疑的目光，以掩饰我在敦煌待的时间为什么如此长久的真实原因。一个星期以后他回来了，确信这一秘密行动没有被人察觉，他的名声也没有受到影响。这样，他又敢开始一项新的交易，我为他的修缮活动再捐上一笔，他则再让我挑选20多捆汉文卷子。……拘谨而老实的王道士终于放下心来，我也为之感到快慰。他仿佛感觉到将这些古代佛教遗物送到西方进行学术研究是做了一件积德的好事，……当我最后终于要离开千佛洞时，他那古怪而棱角分明的脸上流露出习惯性的拘谨来，夹杂着一丝心满意足的神情。“（P83）

从斯坦因的角度看，王道士显然是已经说服了他自己，认为自己实在做一件有功德的事。这最后一幕情景，也给我们留下了无尽的想象空间。王道士心里到底在想什么呢？可是不管怎样，藏经洞的经书已经被外国人运走了。随后的事情大家都晓得：法国人伯希和1908年来到藏经洞，又运走了6000余经卷和数百幅画；1914年俄国人奥登堡运走了2万余件写本和几百幅画，1924年，美国人华尔纳粘剥了12幅壁画。斯坦因、伯希和、奥登堡和华尔纳，他们每个人都有深厚的学术积淀，在敦煌这批文物运走后，也进行了系统而充分的研究，为敦煌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然而他们的行为无论怎么说，都确凿无疑地属于“盗窃“。

“将这些写卷全力抢救出来，以免在那样的保存条件下继续散失，我认为这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我当然知道其间必然是困难重重。”（P78）

斯坦因这番话我想也不全是自我辩解，他有自己的学术追求和责任感，在当时的中国，我们在对这批文物保护方面也确实缺位。王道士发现了莫高窟藏经洞后，曾徒步50公里向敦煌县令严泽报告，严泽不以为意。1902年，他又对继任的新敦煌县令汪宗瀚报告，汪宗瀚到实地考察，拿走了几卷经书，他将经书献给了甘肃学台叶昌炽，叶意识到这批文物的重要性，建议将所有文物运送至兰州，然而运送经费无处落实，只能让汪宗瀚扔下一句“就地保存“了之。王圆箓还不死心，后来又精心挑出两箱经书，雇了头毛驴，到数百里外的肃州找到道台廷栋，廷栋只说了句”书法不错“就把王道士打发了。他还打算给慈禧太后写信，最终信也没有寄出。后来到了要保护残存的一批文物，又被层层盘剥，这更让人扼腕。

叶昌炽在敦煌文献流失后曾感慨：“愧疚不暇，而敢责人哉？“这句话也足以让我们后学警醒。我们不仅有守护国家文物的责任，还有研究和发扬中国精神文化的使命。唯有我们精益求精，开拓视野，文物古迹的价值才能真正得以体现，才能使王道士的遗憾砥砺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