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歌的表演形式为多人围坐演唱，同时分持琵琶、洞箫、二弦、三弦及木鱼、双铃等自行伴奏。其唱腔音乐丰富繁杂，包括“五空仔”和“四空仔”等常用的主要曲调、“杂碎仔”和“念杂仔”等念诵性的曲调及“杂歌”与“花调仔”等吸收自姊妹艺术的曲调等多种类型。

传统节目有《陈三五娘》、《秦雪梅》等。锦歌音乐唱腔海纳百川的丰富性反映出其艺术上兼容并蓄的开放品格，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流行地人民不拘一格、开拓进取的精神气质。

唱腔曲调

锦歌唱腔音乐属曲牌联缀体：有七字调、杂碎调、杂调、花调等。

七字调

有其唱腔的独特性，曲引作定性定音铺垫，中间过门用于分句或分段或为演唱喘气，乐句拖腔让演员即兴装饰，乐段拖腔引导调式主音煞尾，调式以“角”“羽”为主音的徴调式，兼具“徵”“变宫”双重色彩。唱腔中多小跳级进，间以四、五度跳进，四个乐句音由商、徽、宫、徴形成启、承、转、合的单乐段分节歌式，伴奏过门以五、七度大跳上行为特色，演唱夹虚词。在声韵上可产生出高韵中韵、低韵哭腔，在调式上可产生了同主音不同调式（或调式游移），同调式不同主音，不同主音不同调式等一系列变化，由此更加突出了锦歌唱腔的特殊韵味。

杂碎调

杂碎调是快板、朗诵、对答、念歌等俗谣发展成为长短句的音乐形式。突出语言在唱腔中的诵吟功能。如歌如咏，犹如宣叙调；常用“依”、“啊依”作拖腔，与前段急促节奏形成张弛对比，预示乐段即将终结。杂碎调基本调式以徵商居多，旋律进行中常出现向属调转换，段落尾句拖腔又常强调“清角”音向下属调转换，为乐段终止后留下乐趣回味。杂碎调的曲式结构较为自由，除有长短不等的过门表示曲调段落外，从头到尾几乎一气可成。如若内容需要，也可穿插说白或数板，节奏单纯，多以八分音符为单位的字一音，若以两个十六分音符配一字者，也只因语言上的装饰需要。用南语的漳州腔的声韵调值来演唱，更显得通俗易馕，生动形象。

杂调和花调

多从其他曲种或剧种、民歌、俗谣中移植。如从南词移植的《红绣鞋》《白杜丹》；从民歌移植的《紫菜调》等。词多七言四句，句法组合为四、三。但也有例外，如《闹葱葱》就是三、五、六、七言相间。

渊源背景

据《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记载锦歌的历史悠久，约产生于明末清初。锦歌在漳州的形成是由于唐宋元明以来，漳州经济发达，南北文化交流的结果。《闽书》卷三十八“风俗”记载漳州明万历王子年间（1612年）元夕有“别有闲身行乐善歌曲者数辈，自为侪伍”的民间娱乐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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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时，漳州演戏风俗也极兴盛，《云穹厅志》记载当地演戏之盛况：“俗淫于潮戏，每岁一街社最少演出十数台，所费不资。”清乾隆十三年（1748年）漳浦人民蔡爽在《官音汇解释义》中记载当时南流行的声腔有唱官腔的正音戏，唱白字的泉腔，唱潮调的潮腔，唱小曲的采茶戏，抽交肋的傀儡戏，以及乱弹，啰等。繁花似锦的艺术氛围给锦歇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土壤、阳光、空气和养料。

据《漳州府县志》记载，唐朝以来，漳州的民间音乐就非常盛行，特别是一种“弦歌”的歌唱形式在漳州城乡流传，至今县里仍有一条街命名为“百里弦歌”路，到了宋朝，明朝漳州一带这种有器乐伴奏的歌唱形式可以说是家喻户晓。锦歌有俚歌、弦歌、锦曲、杂凑歌、乡音、歌仔的不同称号，后来人们通常都称为“什锦歌”。

清中期以后，漳州府龙溪县、海澄县锦歌馆（社）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如答余堂、丰庆堂、声音堂、集弦阁、乐吟亭等，据《龙海市文化志》统计，时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已有锦歌馆（社）堂派31个，亭派35个。风靡一时，几乎遍布每个村庄角落。抗日战争爆发后，艺人积极创作宣传抗战的优秀作品，激发全民强烈的爱国热情。民国时期，一些锦歌艺人或群众自发组成了“锦歌馆”、“乐社”、“歌仔馆”等数十个锦歌演出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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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锦歌得到了恢复与发展。1950年，漳州市有锦歌社十多个。1952年，龙溪县石码成立锦歌剧社，演出锦歌剧《孔雀东南飞》。1956年、1978年应中国唱片公司和香港东方唱片公司邀约，灌制唱片和录制卡式带发行国内外。20世纪60年代初，文化部门组织力量挖掘锦歌传统曲本，至1963年共挖掘、记录锦歌曲本26个、曲调150多支。改革开放以后，创作许多新的剧目，如《思亲》、《寻祖》、《水仙情》、《台湾阿婆看女排》、《乔先生回濠州》等，参加福建省和全国文艺调演，获得多项奖。1983年，锦歌新秀王素华赴新加坡演出。20世纪80年代，各地锦歌社团多次集会相互观摩，加强艺术交流，锦歌表演艺术不断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