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怎么能拿生命垂危的人开玩笑？但当时我还在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手臂挂着静脉输液器，我无法做太多事情。”现年30岁的韩国女性金智善（Kim Ji-seon），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相当惊讶。

今年年初，金智善确诊了新冠肺炎，随后网络上流传起关于她私生活的种种谣言，她遭到了韩国网民的网络霸凌。谣言包括指控她是邪教人员、她通过与男性发生性关系来传教等等，网民甚至给她取了一个代号“美洲狮”。

出院后，她向韩国一家主要的门户网站投诉，要求其删除关于她的假消息。然而，在联系了十多个博客后，她放弃了——发布过假消息的地方实在太多了。

去年韩国女星崔雪莉自杀以来，韩国的网络霸凌文化引起关注，它也被认为是一个日渐严峻的社会问题。不过，新冠康复者金智善遇到的问题更为复杂，在文化原因以外，韩国当地的新冠疫情防控系统也是造成霸凌的原因之一。

今年1月开始，韩国政府就在网络上公布每一名新冠患者的详细行踪纪录。据《纽约时报》报道，其公布的内容相当细致，包括他们什么时间去工作、在地铁里是否戴口罩、换乘车站名、常去的酒吧和卡拉OK店的名字等等，其行踪甚至能精确到患者在电影院坐哪个位置。虽然患者的姓名并未公开，但网民依靠庞大的细节信息，仍然能够人肉搜寻出患者的真实身份。

确诊之后，金智善的年龄、性别、常去的教堂名字以及近期行踪都被防疫系统公开了。此后，网民根据她曾去过教堂的行踪，推测她是邪教成员，而曾与她见面的一名韩国男性，则被传为与金智善存在不道德关系。

这些患者信息都由政府整合而成，其基础数据来源自摄像头、智能手机GPS数据以及信用卡交易记录等。一般而言，它们都是公民的隐私信息，而韩国政府能调用到这些信息，与此前的法律修订有关。

早在2015年，中东呼吸综合征病毒在韩国爆发，韩国政府因隐瞒患者行踪而受到批评。其后，《传染病防治法》进行了修订并赋予调查人员更高的获取个人信息的权限。《纽约客》报道介绍，根据该法的规定，除了患者的身份以外，其余的个人信息都可以由调查人员自行选择公开。韩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官员吴在英（Goh Jae-young）在接受BBC采访时，则声称并没有公开患者的全部行踪信息，而只是公开在有可能传播病毒的地区的行踪。

这套数字化的防疫系统，还包括持续不断地以多种方式向民众公布确诊动态。根据BBC报道，在三月期间，韩国人的手机会不断地震动——接收新的确诊患者资讯，信息内容包括某区的市民确诊，此前他曾去过哪些地方、接触过谁以及乘坐过哪些交通工具等，同时，患者行踪也会详细地公布在卫生福利部的一个网站上，地方政府官员也会在社交媒体上公布相关消息。韩国民间还基于上述公开数据制作出患者行踪地图的手机应用。

虽然这套公开患者大量个人信息的防控系统触及到隐私问题，但是在韩国国内，提出质疑的声音只属于少数，多数民众都接受了它，并且认可其效用。韩国一名法学教授金敏浩（Kim Min-ho）分析，这是因为它仅在疫情期间使用。2015年中东呼吸综合征病毒在韩国造成的混乱，使得民众普遍能认可这点：牺牲一些个人隐私信息，能避免更恶劣的后果。另一名韩国法学学者朴彦信（Park Kyung-sin）也持有相同观点，他觉得人们并非不尊重隐私，只是认为在疫情期间，为了公共健康可以牺牲隐私而言。

然而，网络霸凌则成为了一个新的衍生问题。

关于金智善的谣言，自今年2月流传起来后，至今仍未平息。金东亨（Kim Dong-hyun）是另一名受害者，他被网民指称与金智善是地下情人的关系。金东亨直言，谣言的顽固程度令人吃惊，“我曾经不明白，为什么明星被网络霸凌后会自杀，但我现在完全理解了”。

金智善的经历并非孤例。BBC的记者表示，在网络上搜索新冠患者编号时，跳出来的搜索关联词包括有个人详细信息、面部、照片、家庭，甚至外遇。

此外，网民也热衷于追踪患者的资料和行踪。今年二月时，一名27岁的三星工厂女工确诊新冠肺炎后，其居住地的市长在社交媒体透露了女工的姓氏，随后大批网民在社交媒体留言，要求市长公布患者的地址。最后，这名女工在网络公开发言，请求网民不要再传播她的个人资讯。

“我为可能因此受到伤害的家人、朋友道歉，现在的情况对我来说，心理上的痛苦已经远超身体的痛。”她在公开发言中说道。

网络上还流传着相似的公开文，例如一名男子就请求网民停止对其妻子的攻击，因为他的妻子是一名陪伴残障人士就诊的护工，她在病毒潜伏期曾在多个不同地方活动，这使得她成为网民攻击的对象。

金东亨虽然是网络霸凌的受害者，但他也理解公开患者行踪信息是有其必要性的。他指出，对于患者而言，他们承受着一种社会包袱——例如他导致工作场所被关闭、同事必须被隔离。这使其产生出一种罪疚感，“比患上新冠还要难受”。

网络霸凌会指责患者“到处走动”，有些谣言也会直接伤害到患者的亲友，这些都对患者造成压力。因此有医生曾警告称，在网络上公布患者信息，可能造成恶劣的后果，尤其是网络霸凌已经成为长期问题的当下。

韩国高阳市的精神科医生李素英（Lee Su-young）表示，比起因感染病毒而死亡，有些病人更害怕被指责，“许多人反复地告诉我，‘我认识的某人是因为我而被感染的’或者‘那人因为我而被隔离了’”。

在今年三月，首尔国立大学的研究团队对1000名韩国民众进行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在疫情期间，人们最害怕的头三件事分别是：周围有潜在的感染者、感染后受到批评和伤害、自己是无症状感染者。这项调查同样证实了，有相当一部分韩国民众认为，社会污名化比病毒还要可怕。

根据《纽约时报》报道，在新冠流行的数月以来，已经有202人因为涉嫌传播假消息或泄漏个人信息而遭到警方询问。因为网络霸凌及谣言等问题，韩国政府也修改了患者信息的公开方式：患者的年龄、性别、国籍和工作场所都不再公开；如果能够识别出患者的全部接触者，那么也不会公开其信息；所有患者信息都会在公开两周后被移除。

韩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官员吴在英表示，这是韩国政府首次公开如此大量的患者个人信息，在疫情结束之后，必须再由社会评估其有效性和合适性。

金智善康复后，与未婚夫举办了一场“保持安全距离”的婚礼，宾客都全程戴着口罩和手套。在网民谣言中，被指和金智善是地下情人关系的金东亨也参加了婚礼，并在婚礼上献唱。

金东亨说：“我想让那些散布恶意谣言的人看到，我们的关系并非他们所想的那样。”

参考资料：

https://www.nytimes.com/2020/09/19/world/asia/south-korea-covid-19-online-bullying.html

https://cn.nytimes.com/asia-pacific/20200324/coronavirus-south-korea-flatten-curve/zh-hant/

https://www.newyorker.com/news/news-desk/seouls-radical-experiment-in-digital-contact-tracing

https://www.bbc.com/news/world-asia-51733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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