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因：1979年，丹顿报告书提出新加坡只需要一间大学；后果：1980年，在空出的南洋大学校址上，又新建了南洋理工学院。
文/全历史 一口
前因：
1979年，英国教育专员丹顿受李光耀委任到达新加坡考察2日，之后撰写了丹顿报告书，提出新加坡只需要一间大学。
1980年7月7日，新加坡南洋大学以“并入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形式走向关闭。
关闭南洋大学的主导者正是新加坡总理、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李光耀。
早在1946年，新加坡的日据时期结束，英国重新接管新加坡。
在冷战的氛围中，华人比例占有70%以上的新加坡成为英国人的一块“心病”。为了防止新加坡倒向共产主义阵营，殖民政府从50年代开始，使用各种手段阻断华侨和中国大陆的联络。
四年后，新加坡政府颁布法令，禁止返华探亲的南洋华人返回新加坡，这是物质上的阻断，著名的华人企业家、慈善家陈嘉庚就是这一批被禁止返回新加坡的华侨之一。
新加坡南洋大学曾是海外唯一一所中文大学
与此同时，殖民政府开始实施“去华人文化教育政策”，加大英文在整个教育体系中的比重。教育部的专项津贴，拨给英文学校的部分比泰米尔语、华语加在一起的总数还要多。因为经费日益紧张，华语初级学校数量日减，各校招生量也在递减。
华语学校毕业的初高中生处境更加尴尬。
新加坡当时没有华语高校，这也就意味着他们没有更高一级的升学渠道；而且由于新加坡政府公务人员录取标准第一条就是“受英文教育”， 也就取消了他们参与公共事务和政府治理的资格。
尽管很多华人不愿意失去文化和语言上的根，但还是迫不得已将子女送入英语学校。
1953年初，新加坡华人企业家、福建会馆主席陈六使倡议创办一所华文大学，并且带头捐款500万元。此外，福建会馆还将位于新加坡裕廊西的212公顷土地捐献出来作为校址，这就是南洋大学的创办开始。
南洋大学创办之初，新马商界、学界、出租车司机、三轮车夫、小贩等各界人士，都先后参与义捐，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全力支持南洋大学的创办。
然而，正是这样的“出身”决定了它后来的命运。
南洋大学成立之后，迅速成为左翼反殖民势力的前沿阵地，在行动党内部分裂、亲英派李光耀和反殖民的林清祥派系斗争的过程中，始终坚定地站在林派这一边，前后爆发了几十次学生运动。一度让李光耀领导班子焦头烂额。
除此之外，南大理事会主席陈六使也是林清祥的拥护者。1961年，林清祥脱离行动党，建立社会主义阵线，陈六使当即为其捐助百万元的活动经费。为了表示蔑视李光耀政府，他还委任亲林清祥的左翼人士庄竹林为校长。
鉴于这种种渊源，从私人情感出发，李光耀对南洋大学也是既不放心、又不喜欢。
当然，李光耀关闭南洋大学的还有出于国家发展层面的顾虑。
1965年以后，经过“冷藏行动”，左翼势力遭到沉重打击，包括林清祥在内的社会主义阵线百余名成员被捕，人民行动党至此稳住了国内的局面。
在南洋大学遗址上新建的新加坡理工大学
此后，李光耀政府考虑的头等大事就变成了经济发展。为了让弹丸之地的新加坡有更广阔的市场、更大的发展空间，李光耀请来了荷兰籍的经济学家阿尔伯特·魏森梅斯。魏森梅斯给新加坡经济开出的“药方”，最核心的内容有两点，第一，恢复国外投资者的信心，将新加坡的港口优势发挥出来，和国际接轨；第二，培育共同的马来西亚市场。
从这两点出发，关闭华校，将生源引向英语学校，有助于促进英语的普及，加速新加坡和国际市场的接轨；关闭华校，一方面可以遏制学生运动，稳固内部政局；另一方面，可以防止马来亚共产党在新加披的势力扩张，从而拉近与马来亚政府的关系，获得更有益的进出口关税政策。
至此，李光耀于公于私都有足够的理由去关闭南洋大学。
从1965年到1980年之间，在李光耀政府的授意之下，先后有号称党外人士、教育界专家的多位华洋学者提交报告书，以“整顿”之名义逐渐消解南洋大学的华语特色。
先是要求南洋大学所有学科改为双语教学，之后是与新加坡大学联合招生，同时关闭新大未开设而南大开设的学科，以阻断南大的学术发展空间，最后干脆全盘采用新大的科目与课程，参与新大组织的统一考试。
直到1979年，李光耀从英国请来教育学专家丹顿。丹顿在新加坡停留了两天，而后交出调查报告称新加坡只需要一间大学，南洋大学生源质量不加、招生规模逐年萎缩，应该予以合并。
南洋大学就这样走进了历史。
后果：
1980年，南洋大学并入新加坡大学；在空出的南洋大学校址上，又新建了南洋理工学院，即今天的南洋理工大学。
结论：一方面，南洋大学是新加坡高等教育体系中唯一一所以华文为教学媒介的高校，它的关闭意味着华语和华人文化在新加坡的发展空间遭到极剧压缩和排挤；另外一方面，英语在新加坡的普及和推广确实帮助新加坡更好地融入国际市场，从而在一定时期内助力了新加坡的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