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纬度偏高，北欧的冬季总要持续六个多月，既要面对寒冷，还要忍受短至6个小时左右的白昼。不过，北欧的音乐文化却并非一片死气沉沉的“冻土”。进入19世纪，在民族民主运动思潮的“东风”下，地区民族意识像被唤醒的种子一般破土而出，至下半叶涌现了两位最突出的北欧“民族乐派”作曲家——挪威的格里格、芬兰的西贝柳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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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来看看挪威“民族乐派”——

挪威在历史上一直受两个邻居的欺负：好不容易熬过了被丹麦统治的“四百年之夜”（14世纪末到19世纪初），又被瑞典统治了近百年（1814～1904）。

19世纪，受民族意识的激发，挪威知识界提出了“复兴民族文化”的目标。文学领域出现了易卜生（1828～1906）、比昂松（1832～1910）两位剧作家。音乐领域出现了民间音乐收集人林涅曼（1812～1887）、诺尔德拉克（1842～1866），不过他们的影响力主要在挪威本土。

挪威“民族乐派”的代言人格里格（1843～1907）从小随母亲学习钢琴。15岁时，小提琴家奥尔·布尔（1810～1880）发现了这位少年的特殊天资，便推荐他进入德国莱比锡音乐学院。毕业时，格里格已经掌握了专业水平的音乐创作技巧，对古典、浪漫主义音乐也了然于胸。

和平步青云的求学之路相比，格里格的“民族乐派”之路就略显曲折了。他曾经向丹麦作曲家尼尔斯·加徳（1817～1890）求教，但无法接受老师主张的“斯堪的纳维亚乐派”。

1864年，格里格认识了民间音乐收集人诺尔德拉克，开始真正近距离接触、大量吸收挪威民间音乐。1870年，他在罗马见到了时代巨星李斯特，李斯特对他的《A小调钢琴协奏曲》啧啧称赞。通过李斯特推荐，格里格获得了挪威政府的终身资助，从此基本远离生计烦恼，只要全力投入创作就好。（不得不说，李斯特是格里格艺术生涯的大&真·贵人。）

格里格曾为易卜生的话剧《比尔·金特》写过配乐，后来经他本人整理为两部组曲。第一组曲里的《在妖山的宫殿中》经常在当代影视作品中出现，引用率极高！比如电影《憨豆特工2》《社交网络》、美剧《广告狂人》、俄剧《实习医生》……（留言区补充接龙，走起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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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看看芬兰的“民族乐派”——

和楼上的挪威一样，芬兰历史上也是被邻居国家欺负得够惨。它先是被瑞典占领了6个世纪，又在19世纪被当作战败赔偿割让给俄罗斯。民族民主意识和民族主义音乐运动的影响下，芬兰知识界从18世纪末就开始收集、整理民间歌谣和神话传说。19世纪初，伦罗特（1802～1884）汇编了一部民族史诗，鼓舞了芬兰人的民族文化认同感，世人称他为“芬兰的荷马”。

芬兰“民族乐派”代言人西贝柳斯（1865～1957）从小学钢琴和小提琴，10岁就展现了作曲天赋。他的从乐经历和隔壁国家的柴科夫斯基有些相似：也是被家庭安排念法律专业同时自己坚持学习音乐的“固执小子”，也是后来果断改行专事作曲的“时代明星”。

西贝柳斯的专业作曲家生涯开始得比较晚。他曾经打算向里姆斯基-科萨科夫、勃拉姆斯求学，但不是没成功，就是被拒绝。1891年，从柏林、维也纳深造回国后，他得到了赫尔辛基音乐学院教师的工作，有了稳定的生活来源，才开始真正的音乐创作。

和求学路并行的，是他在芬兰社会频繁爆发的抗议活动中，日益增长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情感。因此，他的音乐往往饱含着富于时代感、力量感的生活体验和民族情感，比如1899年创作的音诗《芬兰颂》。这部作品为了躲过沙俄政府的查禁，在首演时曾以“即兴曲”命名。

1897年他获得了国家级的奖金资助（皇家议会年金），似乎即将开启无忧无虑的创作人生。但由于嗜烟酒如命，西贝柳斯经常陷入捉襟见肘的境地，甚至在1908年还做了喉癌手术。（敲黑板：要爱惜身体！远离烟酒！）

西贝柳斯的作品多是大部头的交响乐，仅交响曲就有七部，还有组曲、协奏曲等等。他是芬兰的民族象征，赫尔辛基音乐学院、音乐博物馆等都以他的名字命名，他的头像还曾出现在芬兰钱币上。

从时间线来看，西贝柳斯的许多作品已经迈入了20世纪。但就风格来说，他依然属于19世纪。尽管，在充满多元和变化的20世纪里，西贝柳斯被视为“特立独行”的传统人士，但真正打动人心的音乐，又有谁会在乎是否“过时”呢？

撰稿：闹闹的胡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