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诗雨 / 编辑：王莫失

前因：崇德天皇让位

1141年，鸟羽法皇在皇位继承方面的决定引起儿子崇德天皇的不满，逼迫崇德天皇让位。

1156年7月，一场发生在平安京的夜袭，彻底改变了政局，后白河天皇一方取得胜利，崇德派彻底被打倒，史称这场短短持续几个小时的政变为保元之乱。

保元之乱点燃了朝堂上早已埋下的炸弹，在支持崇德上皇的崇德派和支持后白河天皇的后白河派矛盾日益激化之时，用武力的方式迅速完成了权力争夺。后白河天皇胜利的同时，也因对武士力量有所凭借，武士势力得以拥有了崛起的契机。

一出好戏的开场总有前菜，要想能唱戏，总要有人先搭台。白河法皇，也就是保元之乱的主角——后白河天皇的曾祖父，亲手操刀，改变原有律令制国家下，天皇作为权力顶点的独角戏唱法。

不愿权力旁落的白河法皇，为了让自己的儿子继位而不是遵从父亲的诏令拱手将权力传予弟弟，选择让位成为太上皇，看似退居幕后的他，实则搭建了更大的舞台——院政体制，挣脱了现有律令下对天皇的束缚，成为游离于法律和繁杂手续之外的政权主导者。

天皇退让出皇位后成为太上皇，太上皇出家之后即成为法皇，原有律令制国家下天皇最大，可现今在天皇家内部，太上皇、法皇地位更高。院政体制下的新规则、新玩法，促成了权力的分散，也创造了诸方势力上场的契机。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太上皇和法皇不受约束，堂而皇之将天皇私有的土地分发给贵族、武士、寺社以培植自己的势力，让他们成为太上皇和法皇的“庄园守护者”，做大能掌控的经济实力，设置北面武士，成为维护院政体制的军事力量。

面对太上皇和法皇抛出的橄榄枝，武士阶层自然懂得抓住机会，为太上皇和法皇效力的同时趁机扩大昔日因身份限制而难以壮大的政治势力，日后保元之乱的另一大主角——平氏和源氏所领导的武士团，皆由此进一步发展起来。

裹挟着爱恨情仇的权力选择，更容易触动在权力场中本就如履薄冰的权力竞争者，得宠，得权，失宠，失势。崇德天皇对阴晴不定的“父爱”、对自身掌控权力的无力感，更坚定了崇德天皇意图掌权的决心。昔日父亲能把天皇之位赐予崇德，今日就能逼迫崇德天皇让位给他喜欢的另一个儿子。

不可一世的鸟羽法皇，也是崇德天皇的父亲，大权在握，崇德天皇“荣升”为太上皇，不可谓不恨，他暗中培植势力，拉拢摄关家企图增强政治影响力，亲近武士培植军事力量，静待换日之时。在天皇、太上皇、法皇三足鼎立之下，朝中势力波诡云谲，渐分化为支持后白河天皇的一派——后白河派、支持崇德上皇的一派——崇德派，对立之势渐起。

至此，所有的主角已悉数登场。

1156年保元元年，手握大权的鸟羽法皇溘然长逝，就在人们还没有适应一座权力的大山轰然倒塌之时，崇德太上皇和后白河天皇之间的争斗就已成为明面上的角逐，一场大戏拉开帷幕。

摄关家的藤原忠通，平清盛、源为朝领导的武士团，组成支持后白河天皇的后白河派，摄关家的藤原赖长，平忠正、源为义领导的武士团，组成支持崇德太上皇的崇德派，争夺政治主导权的战场就像踢足球的赛场一样，只待一声哨响。

1156年7月11日，平安京不平安。欲望的翻涌点燃权力的篝火，让本应祥和静寂的夜晚，成为权力斗争的见证者和遮羞布。今日的史书中，已经无可考证，崇德派到底有多少兵马，只记载着后白河派平清盛、源为朝领导的武士团率领六百余骑在短短几个小时内就打败崇德派的胜利者姿态。

夜袭崇德太上皇住所，在一片混乱之中，藤原赖长中箭而身负重伤，崇德上皇仓皇逃窜，漫漫长夜下的短短几个小时，崇德派便满盘皆输，胜负已然尘埃落定。这场保元之乱的最终结局，便是失败者的发配、问斩、流放，胜利者上位的同时，拉开了日后新斗争的序幕。

后白河天皇胜利后，1158年8月，也就是保元三年，成为太上皇。戏虽唱完，旧人已去，新人辈出。借此机会上位的武士集团，摸到了“枪杆子出政权”的新唱法，于是平氏、源氏两大武士集团的斗争，也逐渐浮出水面。

若还能问及白河法皇，恐怕他也不会想到，自己一手创立的院政制度，竟然在日后的发展过程中，为武士集团掌握政权做了嫁衣。正如《愚管抄》中的说法：时代从保元之乱开始，进入“武者之世”。

后果：颁布保元新制

保元之乱胜利后，后白河天皇为进一步巩固皇权，颁布保元新制，为藤原信西掌权、武士势力的进一步崛起创造条件。

结论：保元之乱使后白河派最终夺取了政治主导权，武士势力上升尤为明显，武士时代由此到来。保元之乱后，平氏、源氏两大武士集团的斗争日益激化，日后平治之乱的爆发，武士专权并建立自己的政权，皆在此时，埋下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