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音乐在华夏大地的传播，历史上不乏记载。明代意大利人利玛寇，清代法国人白晋、葡萄牙人徐日昇和意大利人德里格等就在中国传播过西方的音乐艺术，但其活动范围有限，实际影响很小。

而这两种音乐文化在整体上发生全面碰撞和交汇，并造成中国音乐全面大转型和历史性重构，则是在清末鸦片战争之后。随着大批西方商人、金融家、实业家、外交官、传教士、军人及知识分子登陆中国，随着教会与租界在我国各地的扩展，西方音乐开始全面涌入中国。

上海、北京等重要城市都出现了西方人建立的铜管乐队或管弦乐队，其中较有影响者是上海工部局“公共乐队”和北京“赫德乐队”。

公共乐队在1879年创立时仅是英国人为其业余剧团演出伴奏需要而组建的铜管乐队，1907年扩大为编制齐全的管弦乐队，1919年聘请意大利著名音乐家梅百器担任指挥并从欧洲招聘一批著名演奏家，乐队水平、声誉大增，曾获得“东方第一”管弦乐队的美誉。1922年乐队改名为上海工部局乐队，并由工部局每年拨给28万两的预算，定期举办音乐会和演出季。

赫德乐队1885年最初是一支编制为12人的小型西洋铜管乐队，后加入弦乐器变为20多人的管弦乐队。和公共乐队不同的是，乐队成员均是从当地有音乐天资的年轻华人中招募而来。乐队聘请了葡萄牙音乐家恩格诺做指挥，还曾走进紫禁城和一些外交场所演奏，比如1904年光绪皇帝接见德国王子时，便是赫德乐队演奏。

随着西方现代科技的发展，唱片、留声机、电影、电台等新技术媒体亦于20世纪初叶陆续传入上海等大都市，在传播西方音乐方面也发挥了巨大作用。当时的通商口岸如上海、哈尔滨、天津等城市，也常有西欧及俄国歌剧团来华进行商业演出，使得部分国人在中国戏曲之外领略到西方歌剧艺术的另一种音乐戏剧和舞台艺术。

而西式军乐队也随着操练新军而逐渐繁盛起来。袁世凯在1895年创立的“新建陆军”是我国第一支西式军乐队，全盛时总编制达160人。此后，两江总督张之洞亦在“自强军”中创建西式军乐队，但成员仅有15人。

袁世凯的军乐队除了完成军队内部的相关任务外，乐队还经常出入皇家宫廷，承担各种礼仪的功能。据说，由于慈禧太后对于袁世凯军乐队的特别“恩宠”，许多原来赫德乐队的成员也纷纷转入了袁世凯的军乐队。1903年，慈禧太后还同意袁世凯在天津开办军乐训练学校，给这支乐队培养后续人才。

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已逐渐成形的“新建陆军”军乐队转移至国民政府的各单位中，成为民国初年最著名的军乐队的基石：北京总统府军乐队、全国海军军乐队和全国陆军军乐队。

及至五四运动前后，这种西式管乐队逐渐从军队扩展到学校和社会团体之中。1907年，音乐家曾志忞在上海创办的半工半读贫儿院设立了管乐部；1910年出版的《教育杂志》中曾刊登了一副天津私立第一中学堂学生管乐队的照片，有1位教练和27位队员；1911年刊登了热河一所蒙古学校管乐队的照片，有3位教师和24位队员。

随着新式教育的建立和学堂乐歌的勃兴，众多日籍音乐教师以及具有留学日本或欧美背景的中国音乐教师在我国中小学任教，向各地中小学校广泛介绍了日本和欧美诸国的歌曲，并通过“选曲填词”方式创作新乐歌。这些新乐歌不仅是学校教材，还走出了课堂流向社会，成为当时我国社会音乐生活的重要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