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戏剧早在周朝就已处于萌芽状态，但从实质上看，不过是从具有明显宗教性质的祭祀仪式转变而成的含有戏剧意义的歌舞。一直到唐代，中国戏剧还只能说是略具戏剧雏形的歌舞，而真正中国近代社会的戏剧却是在宋代，综合了各种歌舞形式及说唱艺术才产生出来的。

宋代建立了统一的封建国家，推行了一系列改良政策，在政局稳定、经济逐渐趋于繁荣的情况下，唐代曾兴盛一时的音乐文化生活又重新活跃起来。

宋代继承了唐代留传下来的一部分音乐文化遗产，在技术方面，从宋朝起，由于乐器，如琵琶和笛子、箫等乐器的改进和完善，记谱法的确定，演奏技术和器乐有很大的发展。更重要的是，由于社会经济的繁荣，音乐舞蹈艺术及杂技相互融合，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了戏剧这一十分重要的艺术形式。

这一形成时期的戏剧有一个突出的特征，就是讽刺喜剧尤其突出，据《梦粱录》记载:“大抵全以故事，务在滑稽，唱念应对通遍。此本是鉴戒，又隐于谏诤；故从便跣露，谓之无过虫。若驾前承应，亦无责罚。一时取圣颜笑。凡有谏诤，或谏官事，上不从，则此辈妆做故事，隐藏其情而谏之，于上颜亦无怒也。”

由此，我们可以了解宋金杂剧中继承了先秦俳优的讽谏传统，王国维也说：“宋之滑稽戏，虽托故事以讽时事；然不以演故事为主，而以所含之意义为主。”所谓所含之意义”即是指讽刺时事的批判精神。

宋代戏剧中，艺人们还将表达民间疾苦与百姓生存作为重要的表演内容，体现了鲜明的民间大众立场。最著名的当属《夷坚志》丁集卷四所载关于佛家谈论的“生老病死苦”的“五化”的议论：“其人瞑目不应，阳若侧悚然。促之再三，乃蹙额答曰：‘只是百姓一般受无量苦。’徽宗为侧然长思，弗以为罪。”

聪明的艺人先褒扬了朝廷对百姓实施的所谓仁政，最后再一针见血地点出仁政背后的实质，喜剧性地将前面的赞扬全盘否定。艺人们深谙观戏者的心理，以巧妙的方式道出民间实情，不仅没有惹恼高高在上的君主，还启发了统治者的深思。着眼于民间疾苦的宋金杂剧为喜剧精神增添了新的内涵，体现了大众对民主的渴望与追求。

在帝王决定一切的社会中，一般入无法通过正常的方式和途径来表达自己的意愿，而滑稽戏给了民间艺人正当的机会，他们能以戏谑的姿态将大众的立场和观点大胆地宣布，与权力阶层相抗衡，显示出了追求平等和自由的民主精神。

在演出场所方面，由于宋代工商业的迅速发展，都市日趋繁荣，买卖日夜不绝于市，所以通俗文艺就在都市里大为盛行，娱乐场所纷纷设立，当时人们称娱乐场所为“瓦舍”或“勾栏”。

据记载，大约在宋代崇宁年间，瓦舍已经遍布宋朝都城汴梁东西南北四城。规模较大的瓦舍，一座就可容纳大小勾栏五十多棚，观众上千人，瓦舍里所表演的游艺种类繁多，如演杂剧，傀儡戏、影戏、说史书等等。瓦舍为这些艺术形成的相互借鉴、融合与交流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为戏剧艺术提供了社会基础和物质基础。

随着瓦舍的出现，同时也产生了书会，当时人们把书会中的成员叫“书会先生”，也就是相当于现代的职业脚本作家，他们专门编写话本、剧本等各种形式的演出脚本，为适当演出需要，书会组织还吸收了大批不得志的文人，这些文人经常与艺人合作，所以对舞台演出的要求非常熟悉。

同时，艺人们经常与文人接触，对提高演员的文学与艺术素质，提高演出质量与艺术创作能力都有很大的帮助，这是宋代戏剧艺术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与中国古代其他的艺术类型相比，戏剧拥有最广大的观众群体，在民众的生活中有着广泛的影响，在民间形成了规模巨大的戏剧文化。

因此，在宋代这个经济和文化都共同繁荣的时代，戏剧的精神气质也体现出了让人振奋和惊叹的特点，文人所提倡的讽刺批判精神与民间的平等自由理想的完美呈现，再加之民间乐观自由的戏剧文化，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戏剧在形成初期所绽放的生命精神和独特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