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氏学术生涯始于《易》终于《易》，《易》在郑氏学术体系中占据最为独特的地位。相对于其他所有经典而言，康成心目中《易》占据着最为崇高的地位，从而他对自己易学给予了最高的期待。这与郑氏学术立场、哲学关怀密切关联。他生活在汉代经学语境中，《易》为众经之首和大道本原的观点深入郑玄心目中。
在郑玄看来，《易》之所以为大道本源和诸经之首，是在经学“道”层面和现实“术”层面两个维度上展示出来。郑氏坚定地相信《易》是大道本原，是最为崇高的经典。因为他说“易道周普，无所不备”，在《六艺论》中他还认为《易》是天道之象征，一切政教人伦的根基根据。在汉代获得崇高地位的六艺之学，也即经学之中，《易》始源于伏羲的传说在读书人心目中是作为学术信仰而存在的。因而，汉代经学中，《易》为最古的经典，“大道”源出于《易》。这种观点延续甚为久远。
明代阳明先生曾经先于章学诚阐发了“（诸）经皆史”之观点：“以事言（六经）谓之史，以道言（六经）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易》是包氏之史，《书》是尧、舜以下史，《礼》、《乐》是三代史。”阳明先生所谓史者，非限于今日所理解的历史史料，是言其皆为王者政治之言（政论）、之动（事迹）的记录，又以其记录者为史官（左史、右史，内史、外史，太史等），于是以职官之名代称之。
“史”的核心意涵与王者政治息息相关。郑玄一生的学术实践证明他《易》的尊崇是真诚的。在这种识见下，仅以“史”言，《易》是从伏羲、文王（周公）到孔子“人更三圣，世历三古”的王道政治智慧结晶，时间最古，《书》之肇于尧舜，以及《诗》《礼》《乐》之成于三王皆不能与之相比。同时，从哲理层面而言，若以“经”之“道”言，郑氏心目中，五经之哲理无非源出于《易》。
后世尊崇郑玄者，多因其为古文经学传人。康成之好古亦与孔子相类。然而，他能深刻领悟孔子“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者也”之告诫，故阐发此言曰：“反古之道，谓晓一孔之人，不知今王之新政可从也”。今王即荀子所言之“后王”，郑氏当然明白东汉末年的天子没有资格做王者，其所言今王乃期待天子行仁政而为今王。
正如孔子“吾欲仁，斯仁至矣”所呈现的：人虽不为仁者，然而其可以随时为“仁”而成仁者，当政之天子虽不为王，然而其可随时行“仁政”而为王，这正是孟子“于王何有”之意。所以，康成学术上虽然赞成《易》之古义及其哲理而不为返古之说，持与时俱新之观点，高度重视王者政治理想的现实性与实践性。足见其秉《易》的哲学立场，立足于作为王道载体之礼乐政治而阐发议论其事其理。诸经典所承载的精神可以与时偕行，礼学亦然。
周公制礼作乐内蕴周文化之基本精神，孔子所言“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不仅是对礼乐文化的描述以及对其核心地位的强调，更是针对春秋末期礼乐崩坏，礼乐文化重心偏移的感叹，意在倡导社会对礼乐文化精神的自觉观照与回归。学界一般自孔子绝笔《春秋》算作战国时代之始。《春秋》的精神在于尊崇周王而卑抑诸侯，其旨在于恢复礼乐文化精神。孔子绝笔，象征着恢复礼乐文化的努力失败而终。
虽然如此，但是其文化象征意义更大于现实意义。依据政治文化事件，战国时代到来的标志主要有两个：一是政治上的“三家分晋”；二是文化上百家争鸣时代的来临。晋国大夫魏斯、赵籍、韩虔裂晋国为三，各据其一；然后“请求”（注：实际为逼迫）周天子予以承认，周威烈王乃“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司马光认为天子最大本分在维护“礼”的名分，分封韩、赵、魏三家诸侯这一事件，意味着周礼的名分根基被彻底动摇，意味着周天子在礼乐文化精神的原则上由原来的退守而终至于放弃，意味着礼乐文化精神之渐进式微终于突破了崩溃的底线。
其次，百家喧哗，其言詹詹，子学时代来临。子学时代，标志着周朝学官时代的彻底终结。标志着礼乐文化一统天下局面的彻底崩溃终结。还标志着礼乐文化的内圣外王之道沉沦于世。各诸侯国间智权谋世，功利主义盛行，逞强竞力的混乱时代全面到来。秦并取天下后，纳六国礼仪抉剔取舍，统而为一。这对于结束社会混乱，融合文化非谓无功，然而秦始皇彻底取消封建而行郡县之制，礼乐文化之政治基础消失无余。又兼崇尚严刑峻法，决定了秦代有制度之形而无周礼之质。礼乐文化之内圣外王政治传统的传承遭遇空前危机。
汉高祖逐鹿天下之时，儒生郦食其、陆贾等人也对其产生一定影响。汉政权初立时，先是因应当时各派势力割据的历史影响，保留少数异姓王。后经过剪除异姓，而在刘姓子弟中有限度地恢复了分封制度。刘邦登基后，受陆贾《新语》影响尤深，于是深深认识到儒家文化对于维护汉朝统治的重要作用。是以，他不但任用叔孙通及其弟子们定制朝仪，也接见申生等儒生，更有象征意义的是，他于高祖十二年以太牢之礼祀孔子。这为汉武帝理直气壮地尊经崇孔埋下政治伏笔。
武帝时期，“改正朔，易服色，封太山，定宗庙百官之仪，以为典常”，礼乐文化之形式得以恢复。汉代是以三代文化，尤其是周代文化的继承者而自居的。然而，与周代之时《易》作为卜筮秘书而不在《诗》《书》《礼》《乐》国学必修课的显学之列相比，汉代的《易》在宣帝之后势力骤涨，很快获得了众经之首、大道本原的地位。
郑玄游学生涯之始则始于京氏易，治学生涯之始则始于注《易纬》等，皆表明了其心目中的《易》，相较于其他经典有着超出群伦的地位。他在接受了《易炜》的“易三义”的观点几十年后，又提出了独具郑氏特色的“易三义”说，表明了他对崇高的《易》的总体看法。同时，他在遍注典籍之后，独阙《周易》之注长达一二十年，直至自感不久人世之时方才作郑氏《周易注》，说明他对注《周易》何其谨慎，何其重视。惜乎上天留给他时间太少，更惜乎其《周易》经注亡佚殆尽，不能全面地领略其易学全貌。
康成对注《周易》之所以有超乎寻常的重视，在于其对《易》之为大道之原的重视。康成重视《易》的大道的一面，但是也不轻视《易》的术数的内容。仔细考察康成《易》的一生，可知其与《易》术数有着深刻、紧密的联系。对于作为天道表征的天象与人世间现象间关系的思考，其所由来是极其久远的。先秦时代已经有了非常成熟的相关学说。
比如，按照1942年长沙子弹库发现的楚帛书所保存的文字信息显示：日月星辰的现象已经被当时（战国时代）人们认定为人世间相关现象的表征。另外，楚帛书中透显出来的宇宙论与今日所见《尚书尧典》（虽然《尚书尧典》文本真实性一直受到学界很多人的怀疑）非常一致。对此，李学勤先生有专著进行了相关论述。这一风习经过长久积淀而相沿成俗，民间的各种筮占之属比较流行。在这一风俗流传中，《易》本来作为王者卜筮秘书而存在的，在流入民间之后又怎能缺位呢？是以，康成为大儒，他不仅不漠视筮占，而且认为这也是《易》作为三才之一的人弥纶天地之道的具体运用和体现。
考察《易》的存在形态和发展历史，可知其本为卜筮之书，但自从《易传》开启人文哲理的发皇大道之后，《易》至汉代成为经学和大道的本原。自从作为王官秘书的《易》下流民间以后，筮占维度的发展在民间一直富有生命力，学术维度则偏重于在学者那里获得推动发展。康成的生涯一直兼跨两个维度，是以其对作为卜筮之《易》以及大道之原的《易》皆有着自己深刻地体会认识。
康成幼年学《易》，其所学者除部分经书和《九章算术》等算学外（案：算学一定程度上也为筮占服务），多与卜筮等占验之术相关，并且其能很好地熟练运用这些术数而颇有征验（如预言县里火灾），少年即被称为“神童”。
少年郑玄之所以好术数，除了无常师的系统经学学术指导外，更重要的是受汉代，尤其是东汉浓厚的重视筮占社会风气的浸润。自从西汉确立言人事灾异的卦气语境，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社会上下势必形成重视预言人事灾异的各种术数的氛围。于是也就很好地解释两汉时期言说灾异的纬书、谶书、图说等书籍大肆流行，以及光武帝亲自颁布图谶于天下的原委了。
后来康成二十年游学期间，时睹纬、秘之奥秘，以及三十余年专心治学期间，遍注各种纬书、谶书和图书之说，说明其非常重视术数之学的研究。在今人看来貌似蒙昧迷信，不登大雅之堂的学术末流，在康成心目中却有着不可取代的学术地位。
这充分说明了两点，一是任何一个学者都不会超越其所处的历史文化语境的塑造和制约，二是因为书缺有间，今人对当时的各种术数则因为受现代学术价值观的制约而有着不同于古人的理解。郑玄之所以为郑玄，在于他对自己所学既能够沉潜其中，又能够道器一体无间地予以诠释。比如，在最能代表其易学特色以及易学成就的爻辰说中，为道、器、术皆留下安放的位置与诠释的空间。
郑氏之所以对自己治《易》有着如此高的期待，除了前文所述《易》在当时的崇高经学地位外，更是与他对自己一体承当的责任意识有关。在他七十岁时在告诫儿子的《戒子益恩书》中，他提到自己的学术追求是“但念述先圣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齐，亦庶几以竭吾才”。所谓元意者，即非为圣人的后学所传达的旨意，而是直接超迈众家之说，直接承当圣人之本意。
这说明他一方面以孔子后学的正宗传人而自居，一方面认为众家之说皆有缺憾。这并非康成的自大，而是他的自信，故他在《戒子益恩书》中又说“显誉成于僚友，德行立于己志……自乐以论赞之功，庶不遗后人之羞。”郑氏自信自己的学术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因为他为学术付出了一生的精力和心血：他年少时为了由仕途转向学术，不惜违背父命，辞掉乡啬夫之职，由仕途走上廿载艰辛游学之路；中年也因为早年学业而遭受十四年的党锢；晚年多次推辞朝廷的征辟，对九卿的高官厚禄毫不动心。把继承并阐释圣人的元意当做其毕生最高的追求，晚年仍然惧怕因为不能“竭吾才”而有所失误。
他作《戒子益恩书》时，其《易》注尚未动笔。为何因为汉代的《易》是作为五经之首，大道本原的最崇高的经典而存在的。他“但念述先圣之元义，思整百家之不齐”的宏愿必然要借助未来的《周易》郑氏注来完成。而郑氏自己认为自己一直没有具备注《周易》的条件。他在《戒子益恩书》中对此其实有所说明，他说“今我告尔以老，归尔以事。将闲居以安性，覃思以终业”。所谓“终业”，就是指将要完成《周易》郑氏注。为何未能动笔，心“性”未能安也。可见，康成视《易》为洁净精微的经典，非有洁净精微的心性不能注释此等经典。
综上，郑玄以其深厚的学术涵养，宏阔的学术视域以及深刻的洞察力，展现对易学独到的理解。对显赫的经学、纬学等主流，康成自然积极学习，即便对于出于次要乃至微末地位的学术成果，亦能博观群览，另一方面，郑玄能超越两汉家法、师法的束缚，直接追溯经学渊源。他超越于局部的、琐碎的学术见解，不仅以守护住两汉学术成果为己任;更是把以经学，尤其是以《易》接通并检释先圣元意，并以此圆融的元意弥补诸子百家学术的阙失为学术承当的。当然，最终那段纷繁复杂时势没有留给他从容的时间与空间，让他尽善尽美地完成自己的学术目标。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