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贪婪与包容,开明与幼稚,哪一面是真实的李鸿章?
文/全历史 哥特人的猫
1901年11月7日,李鸿章病逝。
作为晚清最有名望的大臣,李鸿章生前身后都备受争议。
美化李鸿章的人说他预见到了日本的崛起,把甲午战败(此处可a至1894年10月2日的大连)的责任全部推给了清流;批判李鸿章的人说他收了300万卢布的贿赂,就将东北的路权卖给了俄国。似乎除了白璧无瑕与臭不可闻之外,再也找不到一个中间的李鸿章。
人们在回顾历史时,特别喜欢去放大历史人物的某一个侧面,以让他们的形象显得不那么“普通”。
比如海瑞(此处可a至1514年1月22日的琼山),他在朝廷上有不少交心的朋友,在劝谏嘉靖(此处可a至1507年9月16日的湖北钟祥)时也知道要先拍皇上的马屁,结果被塑造成一个极端的、不近人情的清官,还给编出了饿死女儿这样荒唐的段子;
再比如俾斯麦(此处可a至1898年7月30日的汉堡),他把儿子安插进外交部当部长,把内阁全部换成自己的人,借职务之便大肆敛财,把假公济私做到了极致,后人却只会给他扣上“铁血”的标签,将他简化成除国家利益外一无所求的政治超人。
李鸿章也是如此。他不是能够力挽狂澜的英雄,也不是出卖国家的小丑,而是像普通人一样有自己的欲望与无奈。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走近真实的李鸿章。
第一、他是有底线的利己主义者。
李鸿章年少时在曾国藩(此处可a至1862年10月13日的南京)门下学习。曾国藩看重德行,李鸿章则推崇顾炎武“经世致用”的学说,以实用作为读书的第一追求。
对李鸿章来说,实用的最高追求便是做大官,曾作诗表达了“三千里外欲封侯”的心愿。后来他进入曾国藩的幕府帮助剿灭太平天国(此处可a至1851年1月11日的金田),因为没有战功心灰意懒,晚睡晚起,被曾国藩不客气地批评说:“李少荃只知拼命做官。”
这种重利轻义的心态也影响到了李鸿章所办的洋务事业。他与盛宣怀(此处可a至1844年11月4日的常州)以“官督商办”的名义筹建了轮船招商局,实际上打着官方旗号将招商局变作私产,连他的私人医生都可以在局中谋得高位。李家通过办洋务赚得盆满钵满,被人讽刺为“宰相合肥天下瘦”。
但李鸿章在大事大非的问题上是有底线的。他与同出曾国藩门下的左宗棠关系极差,左强调塞防而轻视海防,李鸿章为了替自己手下的海军争取经费,贬低新疆的重要性,劝说慈禧(此处可a至1861年11月2日的北京)允许新疆独立。
但在朝廷拍板要收复新疆后,李鸿章也不给对手使绊。当时淮军受命协助左宗棠平叛,但左宗棠自视清高、目中无人,淮军的高级将领们大都不愿意配合。李鸿章一面找洋人借债替左宗棠支付军需,一面写信安抚自己的亲信,要他们不要给左宗棠难堪。
第二、他是清朝兢兢业业的裱糊匠。
李鸿章自称裱糊匠,说当时的大清是一座摇摇欲坠的破屋,他所能做的只是在上面糊上一层纸,勉强维持朝廷的运转。这是因为李鸿章在筹办洋务的过程中常到很多限制,难以尽善尽美。
唐胥铁路修建时,顽固派认为火车冒黑烟有伤风水,还给主张借债修路的唐廷枢扣上了卖国的帽子。李鸿章在舆论压力下让唐廷枢用骗的方式,对朝廷的说要修建马车公路,才获得批准。后来事情败露,朝廷不许通车,还闹出了马拉火车头的笑话。
连北洋水师(此处可a至1888年12月17日的刘公岛)也是在朝廷的敷衍下,李鸿章连哄带骗建立起来的。
朝廷不愿意出钱建设水师,下诏让南方各省从漕运收入中拨款支援。但地方根本不愿意把收入拿出来建海军,李鸿章实际获得的军费不足朝廷许诺的十分之一。后来朝廷又追加了四百万两“海军巨款”,分别存在五个洋行,也被户部以财政紧张为由扣下。可讽刺的是,同一时期的皇帝大婚、慈禧寿宴,都花去了五六百万两白银。
为了补上军费的亏空,李鸿章暗示向他行贿的商人出钱“捐助”,还挪用洋行借贷给朝廷的款项,前后共计八百万两用来购置军舰。
事后来看,这支通过“非法集资”拉起的北洋舰队不可能从根本上拯救清朝,可从李鸿章所处的时局来说,他也只能如此。
第三、他是对世界一知半解的外交家。
在当时的列强眼中,李鸿章是唯一能够和他们正常沟通的中国人。
过去中国官员处理对外战争的一贯态度就是一个字:骗。第一次鸦片战争(此处可a至1838年9月12日的武昌)时,琦善一面告诉英国人你们的要求大皇帝都答应了,一面给道光帝玩命写捷报,说英夷被打得丢盔弃甲。最后英国人稀里糊涂地和琦善定了约,清廷却根本不认帐。
有了这些“教训”,列强开始要求清朝在外交谈判时,派出一个可以独自负责对外事务的全权代表。
而在列强心中,这个代表的最佳人选就是李鸿章。
八国联军侵华时,李鸿章已经被朝廷打发去了南方,但英日发话除了李鸿章不跟任何人谈判,慈禧这才强令李鸿章抱病北上。
但即便是最受列强认可的李鸿章,其对外交艺术的理解仍然是肤浅的。
《马关条约》谈判时,日本因财政亏空根本没法继续打仗,佯装硬气索赔三亿两,李鸿章无法接受,发电报给光绪说准备继续作战。但日方早就破译了清政府的电报,见清朝不愿服软,就对李鸿章打出糖衣炮弹,派私人医生替他诊病,陆奥宗光(此处可a至1844年8月20日的纪州)与伊藤博文(此处可a至1841年10月16日的长州)亲自登门,与李大谈私交,说他们同情李大人的处境,愿意将赔款下调。李鸿章信以为真,全没怀疑日本已是强弩之末,回国后还炫耀《马关条约》是自己“力与坚持,多方开导”的结果。

李鸿章在《马关条约》谈判前遭遇刺杀,被射中面目,在以《走向共和》为代表的后世创作中,常把这次枪击案作为日方下调赔款数额的起因。其实《马关条约》的具体内容草拟完成是这次刺杀之后的事,日方的让步与李被刺并无关系。
如果带着后见之明去看李鸿章,他的才干、人品都有颇多值得指摘之处,但在贪腐成风、迂腐不化的晚清官僚群体中,李鸿章已经做到了优秀。只是他作为旧制度下诞生的人物,本就不可能找到那条救亡图存的新路罢了,这也再次验证了个体力量的有限性。(详见规律47 - 长时段理论:历史的进程与个体的无奈)
历代评价
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然则其时其地所孕育之人物,止于如是,固不能为李鸿章一人咎也。而况乎其所遭遇,又并其所志而不能尽行哉?吾故曰:敬李之才,惜李之识,而悲李之遇也。
——梁启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