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

——《白毛女·北风吹》

相信许多人看到这句歌词，旋律都会立即脱口而出。这首当今仍然家喻户晓的歌曲，来自一部在七十多年前曾经席卷中国的歌剧——《白毛女》。

歌剧《白毛女》源自“白毛仙姑”的传说，讲述的是河北西北部地区一个满头白发、浑身发白的“仙姑”的故事。“仙姑”经常将奶奶庙里的供奉吃得一干二净，老百姓十分怕她，便总是迷信给她上供。后来才发现她原只是个被地主压迫的农家少女，逃出来后只能在山洞里生活，由于不见阳光，头发和身体便慢慢变白了。

这个民间故事被多次整理成小说、报告文学，传播到正在追求艺术改革与创新的延安文艺界中。毛泽东在1942年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讨论了文艺工作和党内其他实践工作的关系，并要求文艺工作者“到群众中去”，为工农兵人民和革命事业服务 [1]。因此，民间故事在这一阶段受到了大量关注。

在延安同时进行的还有秧歌运动：借助秧歌这一种极具群众性的资源性力量，延安文艺工作者通过填充新的革命故事话语和现代表现模式，形成了秧歌剧这一新的艺术模式。而当秧歌剧臻于成熟时，创新冲动的驱使使得延安继续搜寻着新的歌舞剧形式。

就在这时，“白毛仙姑”的故事进入了延安。1945年，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一些艺术家们根据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文艺工作者邵子南整理创作的《白毛仙姑》，决定为即将在延安召开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创作一部超越秧歌剧形式的“歌剧”作品 [1]。

《白毛女》歌剧剧本的第一版由原作者邵子南执笔，但作为河南人的他不了解陕北文艺形式的认识，写成的朗诵诗剧不适合在延安舞台上演绎。于是，《白毛女》的第二版剧本则由从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毕业的剧作家贺敬之，基于延安秧歌剧的形式加以创作的。

在民间故事和报告文学版本“白毛仙姑”的剧情基础上，贺敬之在剧本中还增加了更多具有革命意义的情节。《白毛女》主人公喜儿，在被八路军干部从山洞中解救出来之后，从一个柔弱可怜的被害者蜕变为了有着顽强生命力和坚定信念的反抗者，参与到了抗日活动之中，并且最终打倒了之前迫害自己和其他乡亲们的恶霸地主，成为了解放区的主人。

从小说、话本、报告文学到《白毛女》歌剧剧本的创作，“白毛仙姑”这个民间传说经历了多次的重新讲述。它对延安产生如此大的吸引力，是因为着眼民间而寻求创新的延安文化，在这个文本中看到了结合民间话语、知识分子话语和政治话语的可能 [2]——“白毛仙姑”的故事既有浪漫色彩，也有革命现实意义，作为社会悲剧还有强大的群众感染力。

除了借用民间故事讲述革命话语，《白毛女》还依靠传统娱乐创造了现代模式。从事秧歌改造的知识分子大多是话剧出身，他们赋予话剧以“进步”的意义。而将秧歌和话剧结合则是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的融合，从此创造出具有“现代性”却不背离传统的艺术形式 [2]。同时，在作曲的过程中，作曲家们没有完全袭用旧戏曲的表现手法，而是借用了西欧歌剧的创作经验，创造出了艺术价值比秧歌剧更高的“民族新歌剧”。

因此，在《白毛女》最终的歌剧版本中，我们可以看到民间故事的根基、文艺形式的框架、以及意识形态的叙事。而鲁迅艺术学院的集体作曲，更加使得《白毛女》成为了延安新文化建设的代表作品和文艺化身。

1945年4月22日，《白毛女》在杨家岭举行了首场演出，反响极其热烈。女主角喜儿从旧社会的“白毛女鬼”转换为新社会的黑发女性，她的重拾人性，从此成为了千百万劳苦百姓反抗地主阶级剥削、翻身得解放的象征，感动并鼓舞了全国各地的群众。很快，各个解放军部队的文工团、解放区农村纷纷成立了《白毛女》剧组，在全国各地掀起一阵“白毛女热”。

而《白毛女》的艺术生命也没有止步于此。1951年，《白毛女》被东北电影制片厂改编后搬上银幕，不仅进入了各地人民的生活和内心，还走出了国门、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反响；1955年，《白毛女》被日本芭蕾舞演员松山树子改编成芭蕾舞剧，并在东京公演，引起轰动；1965年，上海东方韵舞蹈学校也将《白毛女》搬上了芭蕾舞台；后来《白毛女》还成为了京剧、芭蕾舞电影、钢琴套曲……

从传说到秧歌剧、民族新歌剧、电影、芭蕾舞等等，“创新”的冲动催促着延安文化实践不可有片刻的停留，《白毛女》作为这个实践的代表，其艺术生命力之强也的确象征了延安文化实践的巨大成功。在内容上，歌剧《白毛女》是民间与革命的平衡融合；在艺术形式上，《白毛女》超越了小说、秧歌剧等已有的艺术形式，结合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的元素，第一个开创了中国“民族新歌剧”的创作。它瑰丽的叙事空间，始终引导着一代代艺术家为其谱写新的艺术故事……

注释：

[1] 唐盛，“歌剧《白毛女》诞生始末”

[2] 孟远，“歌剧《白毛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