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是疫情肆虐，总统都确诊了新型冠状病毒，但波兰的女性们还是走上了街头。“我在这里是因为我的无助到达了顶峰”，参加游行的平面设计师安娜说。

10月22日，波兰最高法院裁定，因胎儿缺陷而堕胎违宪，且根据法律，这一裁决无法上诉。波兰本就拥有针对堕胎最严格的法律规定，在此前因胎儿被证实患有严重疾病是波兰唯一一种可以被允许堕胎的情况。

法案的通过，基本认定所有堕胎行为属于违法，除非该胎儿严重危害母亲健康，或者因为强奸和乱伦致孕。欧洲委员会人权事务专员称：“对于女性权利来说，这是悲伤的一天。”赫尔辛基人权基金会的律师玛尔歌泽塔则认为，“这是完全不合理的决定，将导致对女性的不人道待遇。”

“我不想做活坟墓！”参加游行的女性们不断地呼喊出这样的口号。走上街头的女性，有的装扮成了《使女的故事》中的使女模样，有的则戴着画有红色闪电的抗议口罩——这是这次游行的标志。仅在10月28日，波兰全国就有43万人参加了这场反对禁止堕胎法案的游行。纽约时报称：“这是自1989年共产主义政权倒台后，波兰出现过最大的示威游行。”

但在大游行的背后，同时也有大量波兰民众支持该法案的出台。2014年进行的一项针对波兰全国的调查中，有65%的波兰人反对堕胎，仅有27%的人认为可以接受堕胎。

游行背后沉默的冰山

今年7月13日，已经执政五年的“法律与公正党”候选人杜达再次赢得了波兰总统大选，击败了“公民纲领党”候选人、同为48岁的华沙市长特扎斯科夫斯基。

杜达以微弱的优势取得胜利，最终的得票率锁定在51.12%，特扎斯科夫斯基则得到了48.79%的选民支持。尽管只有不到3%的差距，但这是波兰自由化以来投票人数最高的一次选举。在2015年进行的选举中，波兰人第一次把“法律与公正党”选做执政党，这也是在1989年后首次由一个独立政党执政，此前都是由多个政党共同组成政府。

杜达当选时曾说：“波兰万岁！在高达70%的投票率下赢得总统选举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另据“德国之声”报道，此次选举中的最终投票率达到67.9%，创下了欧盟各会员国大选投票率的新高。也就是说，即便只有不到3%的差距，但换算成投票人数，可以发现杜达背后有大量的民众支持。在一定程度上说，他和他的所持的观点，具备着深厚的民众基础。

在政治光谱上，杜达属于保守主义，自诩坚定的传统价值捍卫者，对外宣称自己是罗马天主教徒，反对堕胎和同性恋。在他看来，LGBT（性少数群体）和他们代表的文化是境外输入而来，且已成为一种腐蚀波兰青少年、破坏传统家庭价值观的意识形态，必须予以抗衡。

在五年前第一次当选后，杜达推行了一系列的保守主义政策，其中包括：反对难民进入本国国境；对司法体系进行全面改革，提前法官的退休年龄，这让四成的法官必须提前退休；波兰当局也在2016年出台新的《媒体法》，允许政府直接控制公营广播机构高层负责人任命。

甚至，杜达站在了欧盟的反面。杜达称，欧盟是一个“虚幻的社区，对我们助益不多”。而在欧盟对他在波兰的一系列保守主义做法表示不满，并采取干涉行动时，他回应说：“波兰可以是欧盟中的一员，但我们必须有属于波兰的法律和一系列做法。”

这次的反堕胎法案，更应该放在波兰保守主义兴起，并得到大多数民众支持的背景下理解。

信仰天主教：波兰最重要的特征之一

在波兰尚未建国的公元966年，统治多个西斯拉夫部落的密斯柯一世公爵决定接受洗礼，成为基督教徒。密斯柯归依罗马教廷，以获取政治和文化利益，并避免与德国和罗马皇帝奥托的战争。

密斯柯的儿子把其他部落收入囊中，并在未受洗礼的民众中传播基督教，完成了建国的进程。在他的任下，波兰于公元1025年成为一个王国。

波兰的主要教派一直是天主教，但直到17世纪，宗教才在波兰发挥起重要作用。波兰宗教和政治的融合倾向， 从天主教开始在波兰兴建教堂开始就可以观察到。动荡的历史，也使波兰人与天主教会的联系更加牢固，波兰人经常依靠天主教的信仰来加强他们的民族身份，并增强国家的稳定，并认为“信仰天主教是波兰最重要的特征之一”。

波兰特殊的地理位置，一直是其大部分政治动荡的根源。作为与俄罗斯和德国接壤的广阔平原，波兰成为了两国的天然竞技场和必争之地；而进入波罗的海的通道，也让波兰成为各大国的觊觎之地。

在14世纪，当波兰被强大的德国入侵，并受到条顿骑士团的威胁时，波兰与立陶宛帝国结成了同盟。该同盟是在波兰女国王、基督徒雅德维加（Jadwiga）与立陶宛的异教徒大公雅盖洛大婚之后成立的。

尽管波兰的命运取决于和立陶宛的政治联盟，但波兰依旧要求雅盖洛皈依天主教。 在亚盖洛和他的追随者信仰天主教后，贾吉耶罗王朝得以在格伦瓦尔德（Grunwald）和坦能（Tannenberg）的战役中征服条顿骑士团。波兰和立陶宛的联盟，成为了当时欧洲最大的政治联盟。

在近代，天主教在波兰继续发挥重要作用。从1795年波兰被瓜分灭亡开始，历经123年，至1918年11月恢复独立，天主教发挥了重要作用，天主教开始作为宗教机构和“重要的国家偶像”出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波兰成为“一个绝对的天主教国家”。

在现代，教会最独特也是最重要的角色，发生在苏联统治时期。与欧洲其他苏联控制下的国家不同，波兰教会保留了相当大的自治权，并保留了全面的传教自由。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波兰公民被允许在苏联统治下信奉宗教。在此期间，教会发挥了力量，引起了公众对苏维埃社会的高度不满。天主教会通过倡导人权和社会正义来加强波兰人对苏联统治的抵抗。1979年6月，波兰籍的教皇若望·保禄二世在访问祖国期间，对公众倡导要联起来反对压迫，重塑波兰的新面貌。

这些来自教皇的言论，直接激发了“团结工会”。“团结工会”是一个由莱赫·瓦文萨领导的运动，以促进独立工会，言论自由和罢工权。在这场运动中，波兰成立了苏联第一个合法的独立工人工会，并直接导致了波兰的剧变。

日后成为波兰第一任总理的瓦文萨，认识到了在运动中天主教会扮演的角色，他称：“没有教会，团结运动就无法生存。”

在1980年的团结运动开始之初，先行者们在教会和工厂中发放独立工会宣传单。在格但斯克造船厂工人第一次罢工游行的队伍中，天主教的象征，从圣母玛利亚、教皇到十字架，随处可见。而团结运动的旗帜，也进入了天主教堂，教堂成为当时波兰人为数不多的可以公开聚集的地方之一。

“团结工会”在波兰社会中的影响力在1989年达到高潮，当年“团结工会”在波兰下议院获得代表权。这一事件标志着波兰第三共和国的开始，并导致波兰走上了民主化道路。 波兰的政治体制发生变化之后，天主教会继续在波兰的社会和政治中发挥作用，教会在游说波兰新政府制定反堕胎立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溯源波兰反堕胎法案：始于1993年

尽管在苏联统治时期，波兰保留了人们信仰天主教的权利，却允许女性堕胎。相反，1993年，在政体发生变化仅四年之后，波兰政府便通过了一项禁止堕胎的限制性法案。尽管1996年，这项反堕胎法很快就被另外一项允许堕胎至怀孕第十二周的法律所推翻，但波兰议会仅在一年后的1997年，便又恢复了1993年的限制性法律。

在今年的堕胎法案出台前，1997年的反堕胎法案的效力一直持续到2020年，该法案反映了天主教的信仰。国会根据宪法法庭的决定，撤回了1996年的法案。该决定认为，波兰宪法第38条确保法律对每个公民的保护，这意味着对“每个阶段的生命”的保护。

2004年5月1日，波兰加入欧盟。尽管担心欧盟提倡的自由主义会“破坏波兰宗教根基”，但教皇若望·保禄二世还是敦促他的同胞投票赞成加入欧盟，以平衡欧盟的自由主义与波兰的保守价值观。

2002年，欧盟敦促所有希望加入欧盟的国家放开其生殖健康立法。尽管波兰政府最初同意在加入欧盟后放开生殖权利，但波兰屈服于教会的压力，要求欧盟承认其反堕胎法，波兰政府希望以此确保其庞大的天主教徒将投票支持其加入欧盟。

在另一边，欧盟已经认识到波兰是其增加成员国计划中的“中心参与者”，除波兰外的几个待加入的候选国也有大量天主教徒，波兰将其堕胎法与欧盟政策调和的方法可能会影响这些国家以及未来的成员国。最终双方达成妥协，反堕胎法案延续至今。

令人失望的转型

在“德国之声”看来，发生在波兰青年人中的保守主义转向，可以用苏联解体后经济转型的失败来解释。

对于三十岁以下的新一代波兰人来说，他们对过去苏联时代的生活经验是缺乏的，伴随他们长大的是自己的父母从零开始一步步创办自己的企业和商店。他们的父母向他们保证，新波兰很快就可以成为欧盟的成员，经济正在腾飞，波兰将和临近的德国一样发达。在新一代波兰人的小时候，西方是美好生活的想象，甚至是整个国家努力成为的方向。

然而，现实中的波兰并没有成为人们想象中的样子。在2007年到2015年该国的自由派政党执政时，经济虽在增长，但青年人对当时的社会情况是不满意的。2013年，波兰青年人的失业率达到27%的峰值，他们大多只能做临时工勉强度日，工资低于他们的期望。

虽然在2015年青年人失业率下降到21.1%，但这不意味着波兰经济状况的改变，反而是因为人们生育意愿的降低，让这一时间段内的波兰年轻人数量从15%下降到了12%。

即便是在全年龄段中，对于转型后波兰的状况，大多数人是失望的。

根据2013年的一份调查，59%的波兰人认为民主化是必要和值得的，但与此同时，有60%的波兰人认为转型成本太高，甚至有59%的人认为波兰没有利用好这一机会。对于大多数的波兰人来说，转型后并没有带来和西方一样的高福利，反而形成了利用体制遗留遗产发家的寡头们，他们牢牢掌握了波兰的命脉，而绝大多数的人却连一份稳定的工作都没有。

对于大多数波兰人来说，联系到平均寿命和退休年龄，他们在退休后仅能享受八年的退休金，而在法国退休金的享受时间长达19年。而医疗状况也让波兰人不满，大多数人必须使用私人医疗服务，波兰人必须全额支付自己的药费，因为波兰的公共卫生系统长期资金不足，尤其在癌症治疗方面。

社会心理学家玛塔·玛奇扎克称，“年轻的波兰人已经越来越转向保守主义价值观。”波兰的年轻人渴望发生改变，他们放弃支持原有的自由派政党，转而支持相对保守的“法律与公正党”。

这一转变在2015年议会选举中第一次反映到政治上，18岁至29岁中三分之二的选民选择支持右翼政党。“法律与公正党”获得了27％的选票，另有21％的人支持了新的右翼民粹主义运动政党“库奇兹15”（Kukiz'15）。而在当年10月进行的区域选举中，“法律和公正党”再次在该年龄段赢得了最多的选票，而“库奇兹15”也能够依靠他们继续在波兰政坛上扮演相对重要的角色。

在用脚投票做出自己的选择后，波兰青年的思想也发生了变化。根据波兰研究机构的数据，波兰的年轻人认为自己的国家是安全的郊野，可以保护他们免受世界不确定性的影响。四分之三的受访者，表示反对接收难民。近三分之一的人表示，他们将放弃个人自由，以寻求更多的法律和秩序。

2018年11月，华沙的年轻人走上街头，身披红白相间的国旗，唱着国歌。和针对反堕胎法案的游行不同，他们是被爱国主义吸引到街头，为的是庆祝波兰独立100周年。

在一项针对波兰年轻人的研究中，玛塔·玛奇扎克发现目前的波兰年轻人，“信任当局，梦想着结婚，并为成为波兰公民感到自豪”，仅有9％的受访者把自己归类为“世界主义者”和“愿意与众不同的人”。

500兹罗提的诱惑

在大多数情况下，保守主义往往和民粹主义相联系，杜达深谙这个道理。为了让更多的民众支持他的保守主义，他采取了民粹主义的路线，希望让民众从他的政策中直接尝到甜头，进而可以让自己的保守主义政策推行下去。在一些学者看来，杜达所奉行的正是一条保守主义和民粹主义相结合的路线。

从表面上看，在杜达任期下的波兰生活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他每个月都会向全国18岁以下的“孩子”派发500兹罗提的津贴。另一方面，杜达也将最低工资标准提高了一倍，并在全社会推行相对其他国家更长的带薪产假，以鼓励家庭生育。在全球都在延长退休年龄的节点，杜达却在2016年通过了降低退休年龄的法案，规定自2017年10月1日开始，波兰人的退休年龄由现行的67岁，降至女性60岁、男性65岁。

在这样看起来“高福利”的政策下，即便是民众对杜达和“法律与公正党”保守主义的政策不甚认同，但对于波兰人均5600兹罗提的平均收入在来说，500兹罗提的补助不是一笔小数，金钱当下，他们也只能接受。

要知道，波兰家庭人均净财富仅有10919美元，远低于世界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平均数67139美元，而已经可以领取退休金的波兰老人却承担了约5亿美金的累计债务。

站在右翼政党“法律与公正党”反面的左翼政党“公民纲领党”，虽然支持同性恋、堕胎，但它同时被民众视为是退休金、医疗保障，甚至是桌子上食物的威胁。“怎么会有一个工人阶级家庭给它投票？”，波兰左翼政党“左翼在一起（Lewica Razem）”成员安娜称。

正是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在宗教传统、对现实社会失望和民粹主义的合力中，波兰的社会情绪重拾它的历史根源，最终让整个社会走向了保守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