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他继承孔子的思想，对于从个人修养到国家事务治理各个方面的问题提出了具体的主张，尤其关注个人修养对于国家事务的影响。孟子的思想对于中国的历史文化具有深远影响，同时对我们今天的生活有很重要的启示。
我们从孟子对个人行为的看法来开始我们的研究，在孟子看来，加强精神修养是人立身的基础，孟子认为是否具有道德意识构成了人与动物的区别，也就是构成了人接受文明训练的开端，同时孟子认为人的天性是善良的“人之性善也，犹水之就下也（《告子上》下引该书只注篇名）”，之所以作恶是受到不良社会环境影响。所以“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孟子·公孙丑上》）” 这是孟子广为流传的一段话，反映了他认为道德规范是由人的内在精神特质决定的这一主观唯心主义认识。这与庄子墨子认为正义伦理来源于天道的客观唯心主义认识形成对比。事实上伦理是为了社会在特定发展阶段的运营秩序而形成的，是随着生产力发展不断变革的社会上层建筑，而不是永恒的本体论存在。因此具体的行为方式是否符合正义标准应该放到具体的历史环境中进行分析。
当时基于这种认识，孟子倡导人们在形而上层面加强精神修养，为国家储备人才 。所以他教导学生“吾善养浩然之气（《公孙丑上》）”。“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滕文公下》）”。“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告子上》）”这种气质在孟子看来是由正义产生的，正义这个词，我们知道在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记载了苏格拉底反复进行或讨论，作为伦理价值的核心。在当今的社会环境中，我们应该继承孟子对于精神的重视，澄清拜金享乐主义的思想迷雾，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人生的幸福应该是一种精神体验而不是感官刺激。
这种形而上的修养在孟子看来在形而下层面体现于社会关系的各个方面，首先是在家庭孝敬父母，“父母爱之，喜而不往，父母恶之，劳而不怨（《万章上》）”，儒家极力倡导的孝道文化，是对中华历史和文明最突出的贡献之一，这一文化在极其悠久的历史进程中保证了社会的稳定和文明的传承。在社会主义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批判继承这一文化，构建人格平等基础上尊敬关心父母，爱护子女的和谐亲子关系。
除了亲子关系，婚姻关系是人类繁衍的基础，孟子提出必须严肃对待婚姻关系，反对淫乱纵欲，提出“男女居室，人之大伦也（《万章上》）”。体现了孟子认识到合理的规范人类自我生产和两性交往方式对于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发展尤为重要。
同时对于家庭中的兄弟关系，孟子继承发展儒家孝悌的主张，认为要互相爱护尊重“仁人之于弟也，不藏怒言焉，不宿怨焉亲爱之而已（《万章上》）”。这一问题在近些年随着社会独生子女的推广人们关注不多，现在随着国家生育政策的调整，家庭中子女间的关系作为一个社会问题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可能会突出表现出来，应该根据孟子的启示加强研究和宣传教育。
在家庭之外交朋友，孟子提倡把是否具有共同的志向作为选择朋友的标准“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万章下》）”，不要为了利益去攀附有地位的人，做到“不挟长，不挟贵，不挟兄弟而友（《万章下》）”。而我们注意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越来越多的人忽视精神追求把利益作为唯一的社会交往实践导向，一度造成极其冷漠势利的社会风气。给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带来悲观消极的情感体验，我们应该加强精神修养，因为资源有限会造成利益的冲突，而不受客观条件限制培养人们对于思想文化的高尚志趣，则可以引导人们以共同的谨慎追求作为社交标准，构建温暖和谐包容的社会氛围。
而越来越多的人按照孟子的要求加强仁爱修养，就会在全社会实行仁爱的氛围，倡导人们互相关心，互相尊敬，“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梁惠王上》）” ，“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离娄下》）”就会促进社会和谐，做到“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离娄上》）”。这反映了孟子对人的社会属性和社会环境对于个人成长的重要性具有的朴素认识。
孟子认为在个人修养及其在社会中的实践原则的基础上，社会分工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反对农家许行等人让一切知识分子和官员都从事农业劳动的主张，有而是认为道德的人应该努力做好自己分内之事。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分工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直接产物，孟子维护社会分工秩序的主张有利于当时的社会发展。
人们各尽其职的社会环境要求当时管理这一切的诸侯和士大夫重视人才选拔，“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与其朝矣（《公孙丑上》）”。同时必须让把加强个人修养作为使用人才的优先考核标准，“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既得人爵，而弃天爵，则惑之甚者也，终亦必亡而已（《告子上》）”，也就是说应该取缔修养不高的官员。这样就会造成志在服务国家的人有的得意，有的失意。孟子主张要是获得职务就好好为天下百姓服务，失去职务则要努力加强修养，不为不健康的环境拖累，做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尽心上》）”。
而这些选拔出来的人才应该努力实行仁政，这是对孔子“仁”这一伦理理念的继承和发展。只有实行仁政，在当时的乱世中才能做到“仁者无敌”。仁政的主要内容具体来说就是要求君主努力领导人民发展生产力“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告子下》）”，从而改善民众生活，只有民众有稳定的财富保障社会环境才会安定，“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也（《滕文公上》）”。大臣也要根据礼仪法度尊敬君主“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离娄上》）”。
对待民众则要使“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梁惠王上》）”。必须与民众互相沟通感情获得尊重，才能统一天下“今王与百姓同乐，则王矣。（《梁惠王下》）” 。关心民众的情感，才能获得民众的拥护，“君行仁政，斯民亲其上、死其上矣（《梁惠王下》）”。所以君主要“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梁惠王下》）”。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就有国家保障人民生存的社会主义理念和民本情怀，这也是我们社会主义事业的文化传统基础。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孟子认为如果君主无道，大臣可以放逐罢黜君主，在孟子看来“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亲（《尽心下》）”。在孟子认为商汤放逐桀，武王放逐纣是实行正义天道的做法，“暴其民甚，则身逝国亡；不甚，则身危国削（《离娄上》）”。可见孟子仁政的主张是真心为民众利益说话，而不是一种维护君主统治的机会主义策略。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看，孟子所代表的士大夫封建阶级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一种进步的社会力量，代表了井田制瓦解后新的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针对当时战乱的局面，孟子提出天下只有统一才会安定，只有国君爱好和平才会统一，“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梁惠王上》）”。“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公孙丑下》）”。只有得到全天下人的尊敬，才能获得稳定的统治地位，“以善养人，然后能服天下（《离娄下》）”。这里孟子的思想不自觉地体现了辩证法的一些原理，即一个系统中推动事物发展的积极因素之所以能够最终经过斗争战胜消极因素，是因为积极因素与这一系统普遍联系的其他事物运动内在因素的运动趋势相一致，因此能够得到其他很多因素的普遍支持，因此整个事物运动系统才能不断向积极光明的方向发展。
为了维护各个国家遵守仁义获得的发展成果，孟子反对君主过多地游乐侵扰民众，劝告君主多救济生活在苦难中的人民。尤其反对当时频繁的战争，认为给人民带来极大苦难的战争是极其严重的罪过“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最不容于死”。所以只有用仁义而不是武力称霸天下才是长久的，“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公孙丑上》）”。今天我们针对国际霸权主义，及时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恰恰是对孟子这一思想的充分实践，体现了孟子仁政的历史生命力。
通过上面的研究，我们会发现孟子对于公民道德素质和国家相处的秩序原则同样重视，提出只有教育公民遵守仁义，才能构建和谐的社会环境。这启示我们加强人们的精神修养是建设国家政治文明乃至理想国际秩序的重要条件，我们应该认识到民众的修养对整个人类文明进程的影响，正在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人们交往方式的变革变得越来越大。一定要努力加强民众在道德知识、审美情趣、伦理实践等各个层面的修养，推动国家政治文明的发展和国际秩序的进步。从这个角度认识公民道德建设问题，认识的公民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修养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才能给予足够的重视并努力加强社会精神文明建设，从而推动社会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