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贾彦昕

前因

1862年，美国旗昌轮船公司在华成立，不久太古、怡和等洋行也加入竞争。中国的航运业被外国公司控制。

1873年1月，由李鸿章主持建立的“官督商办”企业轮船招商局在上海成立。

要知道，在当时清政府虽然在开展洋务运动，可以举国之力去办这件事情。但仍然是困难重重。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人才问题。

招商局最初的总办朱其昂缺少经营新式轮运业的经验，轮船招商局在最初半年内亏损严重。朱其昂只能辞职。但是轮船招商局该由谁来经营呢？李鸿章把目光转向了曾经在外国轮船公司中的华人大股东。

李鸿章首先向怡和洋行买办唐廷枢抛出了橄榄枝。怡和洋行却不愿放人，洋人许诺给唐廷枢更优厚的报酬，希望他拒绝李鸿章的邀请。面对洋人的阻挠，李鸿章让盛宣怀带着自己的亲笔信奔赴上海。盛宣怀在宴会中向唐廷枢表达了李鸿章的诚意。晚宴结束后，唐廷枢决定北上面见李鸿章。

唐廷枢提出了由资本决定控制权和管理权的诉求，但李鸿章还是希望走温和改革的道路。虽然有分歧，但唐廷枢不愿再做洋人的附庸，李鸿章也最大程度地保证了商人的经营权。二人最终达成合作。唐廷枢又推荐了旗昌的大股东徐润参与轮船招商局的管理。在轮船招商局改组之后，他们充分发挥了自己在上海商界的影响，辗转募集股份。轮船招商局的发展走上正轨。

面对激烈的竞争自然是接下来这家企业需要面临的困难，自19世纪60年代起，清朝的航运业就被旗昌、怡和、太古等外国轮船公司垄断。洋商并不愿意与华商分利，他们不但散布轮船招商局“断难自立”、“股本无多”的谣言，还压低运费，打起了价格战，企图把轮船招商局排挤出局。保守官员也借招商局经营不利一事上奏，建议将商办改为官办。

在此危难之际，李鸿章向招商局伸出援手，他奏报朝廷，要求将四、五成海运漕米和沿海沿江各省的官运货物都拨给招商局承运，给轮船招商局争取运漕专利权。招商局依靠李鸿章向朝廷奏请的优惠政策顺利渡过难关。七十年代后期，轮船招商局扭亏为盈。

扭亏为盈之后，轮船招商局还寻求做大做强。

恰在此时，在华轮船公司曾经的龙头老大旗昌轮船公司却陷入了经营困境。旗昌在船只的更新换代和低价竞争中早已从巅峰跌落。同时，美国内战结束，经济十分繁荣。旗昌的股东希望将资金投入到利润更高的国内产业中，急于抽调资金回国。1876年，旗昌更换经理，放出了出售全部产业的风声。年底，旗昌开始与徐润接洽，试探轮船招商局的收购意愿。

当时许多华人都希望轮船招商局能够收购旗昌。盛宣怀、徐润等人为收购旗昌四处奔走。他们希望得到李鸿章的支持，李鸿章却犹豫了。他同样希望能借此将轮船之利掌握在华人自己手里，但归并旗昌耗资巨大，轮船招商局的实力还不能独立吞并旗昌，这笔钱从哪里腾挪是很现实的问题。

盛宣怀从李鸿章这里碰了钉子，又去寻求两江总督沈葆桢的帮助。当时沈葆桢已经重病在床，依然多次接见盛宣怀。盛宣怀先是取得了总督府幕僚的支持，在会见沈葆桢时又详细禀述了收购旗昌的利弊，他还告诉沈葆桢，商人可以凑齐一百二十二万两。经过两天的游说，盛宣怀最终获得了沈葆桢的支持。沈葆桢致信李鸿章商议收购一事。他们最终议定，由沈葆桢从藩库中贷款50万两给招商局，两人再共同上奏请朝廷批准浙江、江西和湖北三省合并贷款50万两给招商局。经费问题有了眉目，李鸿章也开始积极支持收购旗昌一事。他利用自己的政治势力反驳朝野清流派对于收购旗昌一事的攻击，还上奏称赞沈葆桢“识力宏毅，当机立断，非臣所及”。收购旗昌大局已定。

1877年，轮船招商局以二百二十二万两的高价收购了旗昌轮船公司的全部资产。其中一百万直接付清，其余款项分十年还清。收购后，招商局的船只从十二艘增加到三十多艘，收入也相应增加。更重要的事，收购旗昌一事向社会表明，轮船招商局乃至整个中国企业都是有背景、有实力的，并不惧怕外国公司的排挤。此时，轮船招商局已能与太古、怡和等轮船公司势均力敌。不过，轮船招商局也因收购一事债台高筑。于是自12月起，轮船招商局先后与太古、怡和签订了“齐价合同”，彼此让步和妥协。轮船招商局也从中得到了喘息的机会。

轮船招商局经此实力大增，股价飞涨，利润也增加很多，进入了繁荣时期。此后由于金融危机、中法战争等事件，轮船招商局一度“换旗”，不久又被赎回，由盛宣怀任督办。轮船招商局历经多次历史沉浮，一直延续到今天。

后果

1884年，唐廷枢、徐润被排挤出局，盛宣怀坐上了轮船招商局的第一把交椅。

结论：轮船招商局作为洋务运动中创办的新式企业给中国创造了一定利润，培养了一批经营管理人才，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与洋商争利”的目标，体现了洋务运动从“自强”到“求富”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