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古代思想家的墨子，其一系列主张彰显了朴素的唯物主义立场和平民情怀，对我们今天的社会治理有很大启示。为了打破贵族对于社会管理资源的绝对垄断，墨子首先致力于继续从平民中培养人才，提出为了更好地给国家做出贡献，君子要加强自己的修养，做到“贫则见廉，富则见义，生则见爱，死则见哀（《墨子·尚贤上》，下引该书只注主要篇名）”也就是处于不同的人生境遇和社会环境，都要在处理生活中的矛盾的过程中体现出自己的修养。同时，墨子认识到社会环境的消极因素对个体的影响，所以墨子认为不论国君还是大臣，都要防止坏人的影响。只有坚守自己的道德追求不被坏人影响，才能保证成为有用的人。
培养出大量优秀人才之后，墨子认为最重要的是劝导国君积极使用人才，“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治薄（《尚贤上》）”。所以“尚贤者，政之本也”。君主为了招揽人才，应该为人才的提供优厚的条件，“毕且富之、贵之、敬之、誉之，然后国之良士，亦可得而众也（《尚贤上》）”。而且要在工作中重用人才“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尚贤上》）”。招揽贤人必须不计出身，“古者圣王以审以尚贤使能为政，而取法于天”。同时，为了有效地吸纳优秀人才，驱逐危害国家的佞臣，必须在奖励忠臣的同时，严厉地处罚坏人。只有这样，优秀的人才才会安心为君主和国家服务。
墨子认为如果国君不是依据人才的才能而是其身份的贵贱或与自己关系的亲疏予以任用，百姓就会认为君主任命官吏不是为了让自己的日子过得更好，而是为了让国君自己的亲信来压榨自己，谋取利益，因此就会不服从统治，也就是“民知上置正长非正以置民也，是以皆比周隐匿，而莫肯尚同其上，是故上下不同义（《尚同中》）”。
墨子之所以能够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提出积极选拔人才的主张，得益于生产力发展使得地主阶级兴起，孔子创办私学打破了贵族子弟对文化的垄断。大量出身于平民阶层的人才得以涌现，具备了这样的社会基础。这一主张本身也反映了平民阶级的政治诉求。
在选拔出大量优秀人才的基础上，墨子主张君主百官和平民百姓做事都要符合天道。天道是什么呢？在墨子看来，天道要求“处大国不攻小国，处大家不篡小家，强者不劫弱，贵者不傲贱，多诈者不欺愚（《天志上》）”，所有人出于对天的敬畏和遵守互相尊重爱护的原则，不为了自己的利益互相攻击。在墨子看来“天之行广而无私，其施厚不德，其明久而不衰，故圣人法之（《辞过》）”。所以要通过爱护百姓来实行天道“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实将欲遵道利民，本察仁义之本，天之意不可不顺也（《天志中》）”。
墨子把自己伦理正义主张的终极理由归因于天的意志，类似于作为古希腊晚期哲学斯多葛主义提出的个人之所以必须克制欲望提高德行，乃是为了使自己的目的服从宇宙演化的秩序。就当代哲学发展来看，宇宙演化是否有一明确目的尚无定论。但是个体负有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义务，应该根据社会的发展秩序要求归置自己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却是极其重要的理念。当然，具体的伦理要求不是形而上的本体论存在，而是会随着社会的进步为了构建稳定的秩序而不断地变化，因此并不是以天道等形式永恒存在的。
不过墨子同时认为天虽然会规定一系列具体的伦理准则，但是不会强制规定人的命运，认为“命者，暴王所作，穷人若术，非仁者之言也（《非命下》）”。认为宿命论会导致人们推动社会发展的积极性受到挫伤，“今虽毋在乎王公大人，籍若信有命而致行之，则必怠乎听狱治政矣，卿大夫必怠乎治官府矣，农夫必怠乎耕稼树艺矣，妇人必怠乎纺绩织纴矣（《非命下》）”所以“今用执有命者之言，则上不听治，下不从事。上不听治，则刑政乱，下不从事，则财用不足。（《非命上》）”。既然企图通过教化民众来推动社会进步，就不应该强调宿命论，“教人学而执有命，是犹命人葆而去其冠也（《公孟》）”。在这里墨子体现了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既以形而上的方式阐述了伦理原则，又避免了唯心主义的历史观对于人们在实践层面的创造性和积极性的限制。
在墨子看来天道对人们有一系列的要求，首先是人们作为一个优秀的人才，为国家做贡献的方法和要求，就是建立和维护稳定有效的统治秩序，做到“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以达到“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尚贤下》）”的社会治理境界。在这里墨子把改善百姓利益的责任不仅仅归于天子，也认识到了普通民众自身改善社会环境的能力。
而统治者依据天道统治国家的具体工作原则是督促人民努力生产，节约用度，衣食宽裕则人民安定，君主过于奢侈，百姓就会为非作歹。“时年岁善，则民仁且良时年岁凶，则民吝且恶”。“是以其民淫僻而难治，其君奢侈而难谏也。夫以奢侈之君御好淫僻之民，欲国无乱，不可得也（《尚贤上》）”。所以墨子认为必须节约饮食，如果贵族的饮食过于奢侈，贫民的生活就会特别困苦，贫民就会因此作乱，“富贵者奢侈，孤寡者冻馁，虽欲无乱，不可得也（《尚贤中》）”。同时墨子反对儒家关于“厚葬”主张，提出“今唯无以厚葬久为政，国家必贫，人民必寡，刑政必乱（《节葬下》）”，主张“今天下之士君子，中请将欲为仁义，求为上士，上欲中圣王之道，下欲中国家百姓之利，故当若节丧之为政，而不可不察此者也（《节葬下》）”，可见墨子是站在民众立场上，反对贵族过于奢侈来盘剥百姓的礼治，这在先秦诸子中是比较罕见的。但是墨子的这一思想后来发展到否定一些音乐欣赏和文化修养的地步，显得过于极端，也因此衰落。
在提出了国家选择贤能的人来进行统治的制度原则，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贤者统治国家的方法原则的提出上。墨子认为必须在全国上下维护贤能的统治者的权威。所以墨子主张天子要根据天道制定是非标准，“天子唯能一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尚同中》）”。天子和贵族必然在掌握知识和道德方面具有先天的优势“义不从愚且贱者出，必自贵且知者出（《天志中》）”全体臣民则必须服从天子颁布教导的是非标准，做到“上之所是，必亦是之；上之所非，必亦非之（《尚同中》）”。在这个基础上惩罚违反天子制定的是非标准的人，奖励遵守天子制定的是非标准的人。要求全体民众检举违反是非标准的人，知情不报就与之同罪。
但是，如果我们总结一下封建社会的发展历程就会发现，依靠血缘嫡系传承封建权力的制度，根本不能保证总是由最贤能的人管理国家。恰恰相反，由于贵族掌握优渥的生存环境，必然导致其后世子弟才能的不断退化，从而影响国家治理水平。
所以为了弥补君主统治对于维护社会秩序的局限，墨子提出在服从国家治理体系、遵守天子制定的是非标准的前提下，应该教育民众秉持互相爱护的伦理理念，因为在墨子看来天道对人的主要要求，就是所谓“兼爱”。在墨子看来，“天必欲人相爱相利，而不欲人相恶相贼也”。因为“今天下无大小国，皆天之邑也；人无长幼贵贱，皆天之臣也（《法仪》）”。而且当时的历史和现实的条件证明稳定的社会环境是非常重要的，实践证明“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兼爱上》）”。“天下之人皆不相爱，强必执弱，富必侮贫，贵必傲贱，诈必欺愚（《兼爱中》）”所以墨子主张使天下之人皆相爱来解除这个矛盾，也就是把别人的国家像自己的国家来爱护，把别人的父母亲人像自己的父母亲人来爱护，社会上就少一些矛盾，多一些安全，主张“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慈孝，故此则天下治 （《兼爱上》）。”所以相要求“即必吾先从事乎爱利人之亲，然后人报我以爱利吾亲也（《兼爱下》）”。所以墨子认为“兼者圣王之道也，王公大臣之所以安也，万民衣食之所以足也。故君子莫若审兼而务行之，为人君必惠，为人臣必忠，为人父必慈，为人子必孝，为人兄必友，为人弟必悌（《兼爱上》）”。从而设计出一套从国家管理到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维护和谐秩序的制度。
墨子的兼爱这一理念反映了他对当时动荡的社会政治环境给人民带来的苦难的深刻同情和真诚思考。但是由于他不可能认识到当时的动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基本矛盾运动的结果，是生产关系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桎梏从而矛盾激化的结果。从而仅仅从形而上的理念出发，企图单纯地从社会伦理理念的角度解决问题，这一理念具有典型的历史唯心主义特征，必然是不能成功的。但是其对社会环境对个体发展的认识以及个体应该积极参与和谐的社会环境的构建的理念，具有深刻的文明价值。而且墨子对儒家以“上智下愚不可移”为核心思想的礼的批判，体现了他站在平民立场上反抗贵族剥削的意识，因此墨子的学说有利于当时的民众在一定程度上抵制贵族的剥削。
墨子自己提出的“兼爱”这一理念运用到当时的具体政治环境中，就提出了倡导和平反对战争的“非攻”思想。墨子是当时的学者中最系统地反思战争扰乱政治、耽误农耕“上不暇听治，士不暇治其官府，农夫不暇稼穑，妇人不暇纺绩织紝，则是国家失卒，而百姓易务也（《非攻下》）”、浪费资源和粮食、造成百姓大量伤亡等弊端的。指出频繁的战争在精神上“夫无兼国覆军，贼虐万民，以乱圣人之绪（《非攻下》）”，而且在实践上“又计其费，此为周生之本，竭天下百姓之财用，不可胜数也，则此下不中人之利矣（《非攻下》）”。所以墨子指出“当若繁为攻伐，此实天下之巨害也（《非攻下》）”。但是他仍然没有看到当时的战争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只有通过建立适合农耕文明的集权国家才能消灭频繁的战争。所以这一学说在当时并没有在实践中发挥很大作用。
墨子对于国家治理的这些具体意见，无疑具有很大的积极作用。可是墨子出身微贱，始终在当时的政治体制中没有充分的话语权，也就是不具有正当的实践自己政治主张的制度支持。基于此，墨子提出自己是为了天下幸福，丝毫不为自己的牟利的“义”这一伦理理念，来为自己的学术研究和社会活动进行合理的辩护，墨子及其弟子宣扬“今用义为政于国家，人民必重，刑政必治，社稷必安（《贵义》）”以及“万事莫贵于义”。努力奔走说服各国诸侯践行符合义的治国原则。
墨子的平民立场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历史中始终没有占据主流，但是其行义的精神一直流传下来形成了天下为公的侠义文化和奉献精神。在维护族群安定，促进社会发展方面形成了重要的实践力量。并且深刻影响了中国历代知识分子，时至今日自然有大量中国知识分子不求回报为国家利益奔走呼号，在社会主义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推动社会进步和民族复兴，墨子的这种平民立场和我们践行群众路线具有深刻共鸣，也有利于我们继续发掘和阐释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其天下为公无私奉献的精神应该得到一定程度的宣传，以提高全体公民的社会责任感，抵制个人主义拜金主义等腐朽思想，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