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看来，古代中国的刑罚甚是残酷。这些刑罚不仅要让受刑者体会到肉体上的痛苦，还要将其受刑的后果暴露在大众面前，使受刑者被社会唾弃，受到精神上的摧残。刑余之人，若想青史留名，难于登天。然而，在泱泱中华的五千年历史之中，偏有人做到过。这其中之一便是《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忍受宫刑的屈辱却仍写出了一部“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还有一位，他被同门陷害，最终报仇雪恨，还著有兵法传世，被誉为“兵家四圣”之一——他就是孙膑。 

关于他的一切，仿佛都笼罩在层层浓雾之中。

（一） 

我们到现在还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 

据《史记》记载，孙膑是齐国人，年少时曾与魏国人庞涓一起学习兵法。后来，庞涓在魏惠王麾下当上将军，就派人请孙膑来魏国，但庞涓自知孙膑比自己能耐大，处于妒忌“则以法刑断其两足”，还在孙膑脸上刺了字。

史学界似乎对孙膑所受的膑刑有不完全统一的理解。有些学者以《史记》记载为证，认为在战国时期，膑刑已经演变为削断受刑者的两条小腿；而另一派学者，包括王立群教授在内，认为孙膑仅仅是被摘除了双腿的膝盖骨。 

无论如何，孙膑之所以被称作孙膑，是因为他经受了膑刑。从受刑的那天起，他就没有再站起来过。 

据说，山东孙氏族谱上，孙膑的姓名是孙伯灵，但由于是孤证，一直没有被史学界采纳为通说。我对这个名字的真实性也有所怀疑。与孙膑同时代的诸侯，秦孝公叫嬴渠梁；齐威王叫田辟疆；齐宣王叫田因齐；楚威王名字是熊商……都是很有生活气息的名字。“孙伯灵”则显得超凡脱俗，不像是真的。

（二） 

史书记载，孙膑一生中指挥齐军打赢过两场战争——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 

我们耳熟能详的成语“围魏救赵”便出自桂陵之战。 

根据《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和《孙膑兵法·擒庞涓》的记载，公元前354年，魏惠王遣庞涓领军攻打赵国，很快包围了赵都邯郸。齐威王拜田忌为将，孙膑为军师，带兵八万救赵。与田忌希望长途跋涉，直奔邯郸城下与魏军决战的见解不同，孙膑深谙“避实击虚”的道理。他游说田忌道： 

『夫解杂乱纷纠者不控卷，救斗者不搏撠，批亢捣虚，形格势禁，则自为解耳。今梁赵相攻，轻兵锐卒必竭於外，老弱罢於内。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据其街路，冲其方虚，彼必释赵而自救。是我一举解赵之围而收弊於魏也。』 

意思是说，解开一团乱麻绝对不能靠硬拉。双方斗殴想劝架的时候，不要尝试去拉住双方的拳，这样容易被误伤。齐军应该直插大梁，魏军必然回救国都，邯郸之围就能解除。

田忌采纳了孙膑的建议。为了让庞涓中计，孙膑还兵分两路，在突袭大梁派出最不擅长作战的齐城、高唐两位大夫攻打魏国重镇平陵，惨败而归。庞涓因而对齐军的羸弱深信不疑，才在桂陵遭到伏击，大败。 

马陵之战发生在桂陵之战的13年后。这次，惨遭魏军兵锋威胁的是韩国。齐威王决定沿用“围魏救赵”的思路，派田忌、孙膑再一次领军出征。孙膑知道，经过桂陵之战，靠分兵、故意打败仗的常规手段，已经很难再让庞涓产生情敌的情绪了。 

作为过去三四十年来中原地区最强大的军事力量，魏军的实力无容置疑。如果庞涓不轻敌，不冒进，齐军即便死战拼出一场惨胜，齐魏两国也注定是两败俱伤，只能看着楚、赵、秦等国坐收渔利。 

在历史的这个瞬间，孙膑的军事天才淋漓尽致地绽放，惊艳了时光，震撼了我们。中华文明历史上第一次有文献记载的“减灶计”应运而生。 

随着齐军一步步深入魏国境内，孙膑命令士兵在埋锅造饭时开始减灶：第一天先挖出足够十万人使用的炉灶；第二天，把炉灶的数量减少至足够五万人使用；到了第三天，只挖足够三万人使用的炉灶。 

追击敌军时，察看敌军之前的营地，根据炉灶数量判断敌军情况是将领的常识。减灶的目的是示弱，是麻痹敌人，引诱敌人冒进。“减灶计”常被后世的军事家们借鉴。东汉边将廉范深得其精髓，反其道而行之，曾通过增加火把数量夸大守军规模，迫使匈奴退兵。 

追击齐军的庞涓一直很谨慎。直到他发现齐军所挖的炉灶已经不足三万人使用，才笃信齐军中出现了大规模的溃逃和哗变。他终于决定将步兵留下，仅率领精锐骑兵追击。直到他在马陵，被横在路上的大树拦住去路，点起火把，却发现树干上有一块树皮被刮干净的地方，上面写着几个大字：“庞涓死于此树下”的时候，他才知道自己又被孙膑玩弄于股掌之间。 

孙庞斗智的故事最终以庞涓在马陵自刎而结束。大家都把“围魏救赵”这一战略归功于孙膑，但在《战国策·齐策》中，在桂陵之战前，首次提出“围魏救赵”想法的齐国大臣叫段干朋（一说作段干纶）。在邹忌劝齐威王不要救赵国的时候，段干朋则坚定地表示，不救赵国，则邯郸难免落入魏国之手，对齐国没有益处。直接出兵邯郸，则魏国撤兵，赵国没有被削弱，而魏国得以保全。不如直接出兵魏国南部的襄陵，倘若邯郸被攻破，则赵国元气大伤，魏军疲敝，齐军则可以在魏军回救襄陵的时候趁机挫败魏军。 

孙膑突袭大梁的计划，与段干朋的设想有异曲同工之妙。只是，围魏救赵的设想，究竟是段干朋的独创、孙膑主导的战略，还是齐国多位有识之士的共识？ 

我们已经无从知晓了。 

史书只能忠实地记录，一位军事天才，在十三年内，两次避实击虚，在充分调动敌人的基础上，运用不同的示弱策略，引导敌人冒进，最终以逸待劳，集中优势兵力设伏歼灭了比自己强大的对手，重塑了战国初期的国际格局。

《孙子兵法》曰：『战胜不复，而应形于无穷。』 

用过一次的方法，往往下次再用，就不灵光了。可孙膑却能够将“批亢捣虚”的军事哲学活用到极致，确实足以彪炳史册。

（三）

《庄子·说剑》讲了这么一个故事。

赵王沉迷剑术，养了数千剑士，日日以观赏斗剑为乐，荒废了国政。太子请庄子去劝谏赵王。 

庄子来到赵王面前便一顿忽悠，把自己的剑术吹得神乎其技。赵王喜出望外，在自己手下的剑士里选拔了整整七天，选出其中顶尖的五六人，要与庄子比剑。 

庄子说比剑不是问题，只不过我有三把剑，需要大王来帮我选出最适合比剑的一把。 

其一是天子之剑，由天下的名山大川铸就而成。天子用剑，若能胸怀宽广，遵从四季时令便能威加海内，天下归心。 

其二是诸侯之剑，以一个国家的贤良勇武之士为材锻造而成。若是能够顺和民意，便能守得四境宁静，百姓安居乐业。 

其三是百姓之剑，虽然能够斩断脖颈，剖裂肝肺，但只是一味地好勇斗狠，对国家没有任何的意义。 

以剑喻人，他的意思再清楚不过：一个人，处在什么样的位置，拥有什么样的能力，就应该去追求与这个位置和能力匹配的目标和境界。赵国如今雄踞一方，赵王好剑，也应以天子之剑为目标，为何要痴迷于百姓之剑呢？ 

听了庄子的话，赵王幡然悔悟。 

每当我读到这个故事，我都会想起孙膑。以他的才华和见地，应该能够成为那天子之剑或是诸侯之剑的一部分。 

可司马迁笔下的孙膑，自从经受膑刑之后，似乎生存的所有意义和目的都是在为了向庞涓复仇。 

当然，我早就说过，司马迁是一位有着小说家雄心的史学家。读《鸿门宴》的时候，不少读者和我一样，好几次都分不清自己是在读一部小说还是一部史书。或许太史公为了突出孙庞斗智的扣人心弦，特意地夸大了“向庞涓复仇”这一动机在孙膑内心中的重要性——比如说，我便不太相信孙膑真的找了一根树干，削去树皮，让人写上“庞涓死于此树下”。 

但不可否认的是，包括《战国策》在内的其他史书对于孙膑的记载与《史记》类似，存在两段非常明显的空白。 

公元前354年，桂陵之战结束后到公元前341年，马陵之战开始之前，整整十三年的时间，孙膑在做什么事情，史书上没有记载。 

马陵之战结束后，孙膑一直活到了公元前316年。整整二十五年，四分之一个世纪，正史上只字未提孙膑。 

相比之下，《史记》在同一部列传中对于吴起的经历，叙述得非常清晰。例如，吴起在逃到楚国之后得到了楚悼王的重用，“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 

我总觉得，如果孙膑有着比向庞涓复仇更高的追求，那么这整整三十八年的时光中，我们应该能找到孙膑为实现这一追求而付出的努力——我们应该可以读到他再带兵出征、他训练新军、他为齐王谋划天下大事、他带领齐国变法图强…… 

然而，没有。 

或许无论多么不甘心，我们最终仍然要承认，复仇庞涓就是孙膑到齐国的终极目标。他要把这个出卖过自己，摧残过自己的敌人消灭——不仅仅是摧毁庞涓的肉体和生命，还要粉碎庞涓建立所有的功业。 

当你接纳了这一前提，孙膑的故事中许多情节都变得非常合理。 

孙膑为什么选择齐国? 因为当时的秦国商鞅变法伊始，效果仍未显现。齐国的实力与魏国更为接近，更容易完成复仇的目标。 

为什么主动帮田忌出主意，让田忌在赛马中战胜齐威王？因为他需要获得齐军的作战指挥权，需要一块能让齐威王认识自己，欣赏自己的敲门砖。 

如此说来，孙膑和借助吴国的力量杀入楚都为家人报仇的伍子胥确实有点像。不同的是，吴师入郢之后，伍子胥将楚平王的遗体从坟墓里挖了出来，抽了三百鞭，还砍下了头颅。而孙膑似乎没有侮辱庞涓尸首的行为。

在Bilibili出品的《逐鹿：古战场往事》中，孙膑在庞涓拔剑自刎后，倒是有一句独白： 

『庞涓，很多事做了之后，才知道自己不快乐；以后的你，要比我快乐得多。』 

一字一句，都浸润着复仇后的空虚。 

孙膑从此转身离去，史书上再也没有与他有关的一词半句，仿佛一首低沉、压抑的曲调终于迎来了激烈而铿锵的高潮，却在最动人处戛然而止。 

只留下余音绕梁，和一个怎么也看不清的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