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全历史 哥特人的猫

1874年1月6日，《申报》发表了《浙江余杭杨氏第二次叩閽[hūn]原呈底稿》，报道了余杭县举人杨乃武的姐姐杨氏入京，为弟弟“告御状”的始末情由，即被后世列入清末四大奇案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

小白菜原名毕秀姑，她与丈夫葛品连一起租住在杨乃武家中，经常向杨乃武请教如何念书识字。后来葛品连暴毙身亡，余杭知县刘锡彤认定小白菜与杨乃武通奸、谋杀亲夫葛品连，将二人屈打成招，于是杨氏上京为弟弟告状，加上《申报》的连篇报道，此案发酵成轰动全国的大案。最后历经三年重审，杨乃武与小白菜被判无罪，多达100名涉案官员被革职。

明清两朝“奇案”屡见不鲜，它们大都不是单纯的法律问题，而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如万历朝的“梃击案”（此处可a至1615年6月26日的北京），太子朱常洛被人持木棍袭击，万历皇帝却对案件百般迁延，最后秘密处死了凶手，因为他不想牵连刺客可能的幕后主使者、自己的宠妃郑贵妃；

再比如同为清末四大奇案的“刺马案”（此处可a至1870年8月22日的南京），两江总督马新贻神秘遇刺，负责调查此案的曾国藩将审理工作一拖再拖，后世普遍猜测他是在庇佑策划暗杀了马新贻的湘军旧部，而慈禧（此处可a至1908年11月15日的北京）则想借此案敲打湘军势力。

梃击案涉及太子与皇妃，刺马案中受害的也是封疆大吏，与之相比，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的两名主角可以说是身卑命贱。

而且根据《申报》的系列报道来看，此案的案情也身为明晰：首先是仵作验尸时出现失误，用银针探入葛品连喉部，发现银针变黑，断定葛是被人毒杀，却忘了自己试毒之前没有清洗，针头本来就是黑的；而余杭知县刘锡彤则与个性耿介的杨乃武有旧怨，便根据县中的风传，强行指控杨乃武与小白菜通奸杀夫，趁机做成了冤案。

既然案情如此简单，也没有牵扯什么大人物，此案又凭什么被称为“奇案”呢？

首先，是翻案的过程“奇”。

清朝不鼓励民众上访，乾隆皇帝（此处可a至1711年9月25日的北京）为了凸显自己的太平治世，“民无冤情”，将进京城告御状的百姓一概斥为刁民。所以当杨氏拿着状纸找上刑部时，刑部并没有重视此案，居然让此案最后的审理者、杭州督抚杨昌濬自行重审。杨昌濬当然不会打自己的脸，所以第一次重审不出意外地维持了原判。

此时杨氏为了进京告状已经散尽家财，无力再告，但她却迎来了一位“天降”贵人——“红顶商人”胡雪岩。胡雪岩利用自己的人脉关系，让幕僚直接把状纸交到了帝师翁同龢手中，将案件捅到了中枢。

慈禧太后对此高度关注，她召集大学士开秘密会议讨论此案，并以同治的名义下诏，要求吏部彻查，甚至在同治驾崩、光绪即位后，慈禧又再次督促吏部查明案件冤情。帝国实际的统治者为何对千里之外一对平民的性命如此在意，堪称离奇。

其次，是朝廷对涉案官员的惩罚“奇”。

为了彰显德政，清政府对官员的错误历来是能宽则宽。如康熙（此处可a至公元1722年12月20日的北京）晚年查明户部历任尚书、侍郎一百二十余人，侵吞朝廷购买草料的银饷，康熙居然下令，即时交还赃款的官员可以无罪！

但在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中，包括刘锡彤、杨昌濬在内的大小一百余名涉案官员，全部遭到革职、永不叙用。这种把所有当地官员一撸到底的惩罚方式，显然已经超越了一起风化案所能带来的影响。

为什么清政府要一改对百姓上访的打压、对犯罪官员的宽纵，以雷霆手段来为杨乃武与小白菜平反呢？

因为朝廷想敲打势力过大的地方督抚，特别是他们背后的左宗棠与李鸿章（此处可a至1901年11月7日的北京）。

在太平天国运动（此处可a至1853年3月29日的南京）时期，清廷为了迅速平叛，给了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极大的自主权，允许他们通过“保举”的形式让手下僚属出任地方官。当时的浙江官场，几乎无人不出自曾、左、李门下，他们仗着身后靠山，目无朝廷，比如前文提到的杭州督抚杨昌濬，便是左宗棠的门生。

更有甚者，一些与左、李无涉的地方官，也仗着朝廷的宽纵为所欲为。四川督抚丁宝桢大闹刑部，宣称如果翻案，那他们这些地方官岂不是从此任刁民摆布，还怎么继续当官。

实际上，像丁宝桢这样把“官官相护”的潜规则扔到台面上、要求朝廷维持原判的官员不在少数，气得素来喜怒不形于色的恭亲王奕䜣在朝会上发作：“杨昌濬这种奴才都敢如此妄为，那左宗棠李鸿章又该如何啊！”

但讽刺的是，尽管清廷是为了打击地方势力才如此重视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但此案能引起朝廷的关注，却是靠着另一股地方势力的推动。

还记得为杨氏告状出力的胡雪岩吗？实际上，是他的一位叫夏同善的友人请胡雪岩出面帮忙的。这个夏同善与杨乃武是老乡，他出面联络了30多名京城的浙江官员，联名上书，称如果不给杨乃武平反，那浙江举子将从此对朝廷心寒。

为什么这些与杨乃武素不相识的浙江官员愿意为他一介举人出头？这就要提到“乡党”的概念了。因为科举制（此处可a至1905年12月6日的北京）之下，地方的主考官名义上是考生的老师，所以同地应试的考生便有了同学之谊。随着明清科举取士人数的空前提高，这种因同学关系结成的政治联盟也越发强大，明末浙党对（此处可a至1625年7月31日的北京）的攻讦，就是科举制下地域政治的典型代表。

回到此案，对于浙江官员来说，靠镇压太平天国发迹的湘系、淮系、楚系鸠占鹊巢，将他们这些本地人挤了出去，又在杨乃武一案中互相包庇，自然对这位同乡举人生出了“同仇敌忾”之情。他们打着为老乡平冤的旗号将案件捅给了朝廷，希望借中央的刀子，将外来户们赶出浙江。

事实上，这些可能还不是杨乃武与小白菜得以平冤的全部真相。很多外国的汉学家相信，如果没有《申报》的跟踪报道，此案未必能成为朝野皆知的大案。因为《申报》由英国人控股，地方官员不敢限制其发声，此案本身也可体现出英国在政治、文化上对中国的渗透。不同立场的研究者，从杨乃武与小白菜案中得出不同的结论，这表明对历史的研究总是伴随着主客观认知的矛盾。（详见规律59 - 主客观结合规律：历史认知的矛盾永远存在）

历代评价

身为知县的刘锡彤，出身科举的他能具有多少法医学知识？如若不具备相应知识，则听取专业人员仵作的意见则为合理，以今人之法律观观之，其责实在仵作而不在刘锡彤。然彼时社会中，仵作、门丁，皆非掌司法权之“官”，而不过为执行司法命令之“胥吏”，与官员的关系并非独立而为依附，则法律责任记在刘锡彤身上又符彼时之情理。

——郑定、杨昂《不可能的任务：晚清冤狱之渊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