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阳家是流行于战国末期到汉初的一种学派，代表人物是齐人邹衍。阴阳观念和五行观念都起源较早，各自表征着不同的文化观念，战国时期二者合流，形成一种新的观念模式，便是以“阴阳消长，五行转移”为理。邹衍将阴阳学说与五行学说糅合为一，提出阴阳五行学说，其代表性理论是“五德终始”说。
一、阴阳家的发端
“阴阳”的概念最早见于《易经》，“五行”的概念最早见于《尚书》，但两种观念的产生，可以追溯到更久远的年代。
阴阳最初的含义，是指日月的相背，向日者为阳，背日者为阴。阴阳五行说，是我国先民在接触各种事物与现象的实践中形成的一种自发的朴素的唯物论，具有初步辩证法思想因素。“一阴一阳谓之道”是阴阳学说的精髓，阴阳与五行是其两个基本概念。
阴阳学说认为，宇宙间任何事物都具有既对立又统一的阴阳两个方面，经常不断地运动和相互作用，是一切事物运动变化的根源。古人以阴阳来解释自然界的各种现象，例如天是阳、地是阴，日是阳、月是阴；称这种不断运动变化为“生化不息”。阴与阳之间并非孤立和静止不变的，而是存在着相互依存、消长和转化的关系。
五行学说也是一种哲学概念，是一种认识和分析事物的思想方法。“五行”，指的是自然界中“木、火、土、金、水”这五类物质的运动。“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曰稼樯。”木胜土，金胜木，火胜金，水胜火，土胜水，没有停止。“五行学说”是指这五类物质的运动变化及其相互关系，以相生、相克作为解释事物之间相互关联及运动变化规律的说理工具。“五德终始”之说以五行为五种天然的势力，五行通常是指水、火、木、金、土五种构成事物的元素和促使事物发展变化的动力；又指仁、义、礼、智、信五常即五种伦理道德规范。天道人事受其支配，盛衰交替循环往复，在解释王朝的兴废和历史的更迭方面具有极强的功能。
阴阳五行理论与术数、方技密切相关，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基础。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各种术数的主要理论依据就是阴阳五行，而天人一体、四时干支等都依附于阴阳五行。阴阳五行沟通天、地、人，使得宇宙在人们心目中成为全息统一的宇宙。古人认为，通过对某种已知信息的把握，加以精确地推算，就能预知某种未知的状况。如通过对某人的生辰年、月、日、时（已知）的推算，就能预知此人一生的命运（未知）。这其中的根基都是阴阳消长、五行生克。 “终始五德”之说认为，“五行”这五种天然的势力，每种势力都有盛衰。在秦统一前夕，《吕氏春秋》直接受到邹衍学说的影响，初步建构起融自然社会于一体的、以阴阳五行为骨架的世界图式。
五行学说是中国古代智慧和人民关于国家、家庭、社会、人生和自然界统一的表达方式。“水润下，木曲直，火炎上，土稼樯，金从革。土载四行，为万物之母”，水能润物，木向前，火炎热，土生长，金为变革。“五行”的“行”有“运行”之意，所以“五行”含有“变动、运转”这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也就是通常所说“相生”与“相克”。
“五行”以“天人相应”为指导思想，以“五行”为中心，以空间结构的“五方”、时间结构的“五季”、人体结构的“五脏”为基本框架，把自然界中的各种事物，按其属性进行归纳如下：凡具有清静、收杀特性的属于“金”；凡具有生发、柔和特性的属于“木”；凡具有寒冷、滋润、闭藏特性的属于“水”；凡具有阳热、上炎特性的属于“火”；凡具有长养、发育特性的属于“土”。
五行的生克关系如下：
五行相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相生规律：生，含有资生、助长、促进的意义。五行之间，都具有互相资生、互相助长的关系。这种关系简称为“五行相生”。
五行相克：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相克规律：克，含有制约、阻抑、克服的意义。五行之间，都具有相互制约、相互克服、相互阻抑的关系，简称“五行相克”。
二、阴阳家代表人物
在先秦参与百家争鸣的“阴阳家”主要以管仲学派和邹衍为代表。
管仲学派的阴阳五行学说主要体现在《管子》书中的《幼官》、《四时》、《五行》等篇中。管仲学派的阴阳五行学说仅仅表现出“五行相生”的特点，而不说“五行相胜”，主张以五行配合四时季节的变化。在《管子·四时》中说，东方的季节为春，配木，其气是风；南方的季节为夏，配火，其气是阳；西方的季节是秋，配金，其气是阴；北方的季节是冬，配水，其气是寒；中央是土，其德性是辅四时运行。这样就将“金、木、水、火、土”五行与春夏秋冬四个时节配合了起来。并且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
在管仲学派的“阴阳五行”学说中，有一项根本性的内容，就是“圣王务时而寄政”。“阴阳者，天地之大理也；四时者，阴阳之大经也；刑德者，四时之合也。刑德合于时，则生福，诡则生祸”（管子·四时》）。即阴阳的消长变化是天地的根本道理，而四时运行是阴阳的根本规律，刑政和德政则要适应四时。所以管仲学派主张，统治者要严格按照四时的运行变化而作为，施政一定要配合四时与五行；如果施政不合时令就会导致天地之间阴阳二气的失调，灾难就会来临。他们还很详细对规定了春、夏、秋、冬四时所要做的事情，每一时节都规定有五个大方面的内容，体现了管仲学派积极为统治者设计治理国家草图的高昂热情。
据《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载，邹衍是齐国人，具体生卒年不详，只知道应该稍晚于孟子，是著名的稷下先生。孟子称他“齐东野人之语”，庄子说“齐谐志怪”。《史记》称其“深观阴阳消息，而作迂怪之变。”他周游列国，游说诸侯，备受礼遇和尊崇。他的基本思路是，阴阳交感而生宇宙万物，宇宙万物是阴阳的对立统一。阴阳学说是在气说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并在气说的基础上，进一步认为天地、日月、昼夜、晴明、水火、温凉等是运动变化中一分为二的结果，这样就抽象出来“阴”和“阳”两个相对的概念。《盐铁论·论儒》中形容他：“以儒术干世主，不用，即以变化始终之论，卒以显名”。由此可见，邹衍是以阴阳学说而扬名的。
邹衍的阴阳五行学说最显著的特色，就是他把《尚书·洪范》中的“五行”观改造为了“五德终始”说，并以此阐释宇宙演变和历史兴衰，以五行相生相克来论证新政权取代旧政权或改朝换代的合理性。邹衍认为，自有人类社会以来，朝代的更替都是五德，即金、木、水、火、土五行之德相胜转移的结果；并且按照一定的次序，前德胜后德，而不是相反的。这种次序是：水胜火、火胜金、金胜木、木胜土、土胜水。邹衍把每一个朝代都赋予一种德，一切制度都与一种德相应。五德循环往复，相代而兴，历史也就如此推演下去。秦朝统一中国，就以这种“五德终始”为理论根据，据《史记·封禅书》记载：“邹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及秦帝，而齐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秦自称为水德，根据“五德终始”学说，水胜火，所以水德的秦取代火德的周也就是合理的事了。邹衍的“五德终始”学说，以宗教迷信的神秘色彩宣扬皇权神授，迎合了战国各国君主争相统一中国的欲望。这种学说表现在历史观上，就是宿命论和循环论了。
邹衍学说的特点是“闳大不经”，主要观点有二：一是从时间上讲，政权的转移是按五行相胜的次序进行的。夏朝属于木，商朝取代夏朝是金克木；周朝是火，火克金；秦朝是水，水克火。秦朝就是根据这种说法，认为自己获得水德，水德的特点是色上黑，数用六，法律严厉。汉朝继承这种说法，克水者是土德，色上黄，数用五。隋唐以后，仍然有人研究各朝的五行之德。明代又是土德，色上黄，产生了皇家用品的明黄色。这是以五行相继来解释政权更替。二是从空间上讲，天下九州是小九州。在更大的范围内，天下九州只是一州，像这样的九州，外面还有八个州。这大九州在更大的空间内，也只是其中一个大州，外面还有更大的八州，合起来就是大九州。这个观点当时被视作“闳大不经”。今天看来，邹衍说的大九州还不够大，银河系比大九州更大许多。
邹衍的阴阳家思想表现在将自古以来的术数思想与阴阳五行学说相结合，并试图进一步地发展，用来建构宇宙图式，解说自然现象的成因及其变法法则。在五行相生之中，同时寓有相克；在相克之中，同时也寓有相生。这是自然界运动变化的一般规律。阴阳是古人对宇宙万物两种相反相成的性质的一种抽象，也是宇宙对立统一及思维法则的哲学范畴。至西汉，经《淮南子》和董仲舒的发展，这一图式遂成为人们的普遍信仰和表意符号系统。
阴阳家在汉初还存在，到了汉武帝罢黜百家后，阴阳家的部分内容融入了儒家思想体系、部分内容被原始道教所吸取，作为独立学派的阴阳家就不存在了。据《汉书·艺文志》载，阴阳共有二十一家三百六十九篇，其中包括《公檮生终始》十四篇、《公孙发》二十二篇、《邹子》四十四篇、《邹子终始》五十六篇、《乘丘子》五篇、《杜文公》五篇等等，可惜现在除少量残文外，均已散失。
三、阴阳与星占学
作为一种社会思潮，谶纬兴起于西汉，而盛行于东汉。谶是“诡为隐语，预决吉凶”的宗教预言。这是一种古老的预言迷信，在历史上早就产生了。纬对经而言，是用神学来解释经义并把这种解释托之于孔子。纬是把儒家经典奉为神圣以后才出现。谶纬结合而形成一种社会思潮，宣扬神学，想成为宗教，但它的最大兴趣又不在彼岸；它内容庞杂，而颇多歧异，有很多阴阳思想的意蕴。
阴阳与谶纬神学继承了《周易》的阴阳思想，涉及到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领域的各个方面，到处都可以看到或感到阴阳在有形无形地起作用。谶纬对《周易》的阴阳思想有所发挥，对其蕴藏着的哲理思想进行了阐释。谶纬促使《周易》的阴阳思想在某些方面向宗教神学推进，从而对汉代“天人感应”、“人神合一”思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周易》讲阴阳变化，阴阳即其内容实质。现在流行的测字、求签、看相、算命，均是古代卜筮的余绪。“卜”重在象，“筮”重在数，巫法是根据“数”来查卦的。《周易》是以占筮为形式的哲学著作，认为宇宙万物毫无例外地都是秉受天地的阴阳二气所生成，所以，阴阳二气自然而然成为万物之“母”，构成客观世界的普遍规律。《周易》把这种普遍规律称为“道”，即“一阴一阳之谓道”，说明一阴一阳是人们遵循的基本规律，也是哲学上的一个重要范畴。“道”作为阴阳交通互感的规律，已经原则而抽象化，是无形的东西。阴阳的关系首先是对立的，同时又是统一的，双方处于一个对立统一的矛盾体中。天上地下是对立的，但其气相通而万物生息繁衍则是相同的。如男女性别不同，体质各异，一旦成为夫妻，双方结合，生儿育女，感情却是一致的。天地万物，飞禽动植，都有两性之差别，阴阳之各异。
阴阳学在天文学上的应用，与人类生存有着密切的自然关系。人类自具有自我意识之时起，就试图认识自然、把握自然。头上的太阳，反映原始民族对太阳的崇拜。在天上伴随着太阳的，还有月亮和星辰。日月星辰的分布、运行和变化对心智刚刚开化的原始人来说，既显得崇高和神秘，又对判断时间、季节方向十分重要，所以天象观察就成为最早的、有意识地观察自然的方式，这是天文学的起源。用阴阳矛盾斗争的观点来解释天地的形成过程，是一种朴素的、直观的天地生成说。
在新石器时代的岩画和彩陶上，已经有了天象观察的图案。传说在四五千年前的帝尧时期，已经出现了专门掌握天象观测的官，统称之为“羲和”。在殷墟甲骨卜辞中，有世界上最早的日食记录和新星记录，说明中国先民在天象观测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已能准确地分辨正常天象和异常天象。至于《尚书》、《诗经》、《春秋》、《左传》、《国语》等先秦史籍中，有关的天象记录就更多了。古代有些自然现象，或偶然突发如地震、陨石、日月的升降等，古人都试图用阴阳学说来解释。《汉书·艺文志》称：“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
阴阳家与天文学的关系非常密切：一是天象观测与阴阳观念有密切关系。天地，阴阳也；日月，阴阳也，阴阳观念本身就是从观察太阳的向背产生的。二是历法乃古代天文学的一部分，天地阴阳的运行即历法，既是天象观测的目的之一，又是天文观测的工具之一。与阴阳五行观念不可分的天干、地支符号，最早也是用于历法的纪年、纪月、纪日中。三是在我国，天文与星占是一回事，星占家即天文学家当是最早的实践家和阴阳家。
“天文”一词，最早见于《周易》：“观乎天文，以察时变。”天文即天象，仰观天象，根据日月星辰运行的次序，以察四时寒暑的变化，是天文学的基本任务之一。《汉书·艺文志》：“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纪吉凶之象，圣王所以参政也。”根据天象的变化来判断和预测人间政事的成败、吉凶，这是天文学另一重大的基本任务。
天命论的观念、天人感应的观念在中国古人的心中根深蒂固；天象的异常变化，彗星、流星雨、日食、月食等，给人带来的神秘感和恐惧感，自然而然地就使先民们把天象的变化与人间的吉凶祸福联系起来。天，是有人格、有意志的天，既然有意志、有人格，当然就有“天意”，天下的君王就是秉承天命来治理国家、管理百姓的。天要传达天意，君王要上知天意，天上人间的沟通交流的媒介就是天象。
《周易·系辞》中说“天垂象，见吉凶”，即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的重要信念。而通过观察星象来上知天意，预测国家军政大事及人事变化以趋吉避凶的学问和技术，就是星占学。懂得这门技术，并进行实际操作的人，就是星占学家，或称星占术士。星占学就是天文学，星占学家就是天文学家。天文学或星占学是一身二任的：“察时变”，“敬授农时”，为生产和经济服务；“纪吉凶之象”，为政治和君王服务。
“阴阳”学说虽然包含有天文星历等内容，但只是表面现象而已，其目的并不是在于“观象”、“授时”、“制历”，而是要通过这些表面现象来说明“阴阳变化”的规律以及“顺乎阴阳”的重要性，即所谓“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
值得注意的是，阴阳家虽然力倡顺应“四时”、“阴阳”变化之序，但其思想要点在于“阴阳交替、轮转循环”，而不在于对立。其 “阴阳消长”的实质不是“此消彼长”，而是“阴阳”各自在一定时限内的“自身消长”。即春夏是“阳生至盛极”的阶段，秋冬是“阴生至盛极”的阶段。在这两个阶段，“阴”或“阳”分别经历了由“初生”至“盛极而衰”过程，此乃“阳至而阴，阴至而阳”、“因阴阳之恒，顺天地之常”。阴阳家思想中“四时之序”类比于政事，就形成了《礼记·月令》中所规定的种种相关制度，这是阴阳家思想的典型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