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竹书纪年》简介

据《晋书》所记，《竹书纪年》有十三篇，记载夏商周至战国之史，应为魏国史官之作。《竹书纪年》与传统正史有许多不同之处，如“益干启位，启杀之；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寿百岁也；幽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摄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但其记载又与许多甲骨文、青铜铭文相似。《竹书纪年》在晋唐时期是完整的十三卷本，宋元时期亡佚，明代出现的二卷本被明清以来的学者称为“今本”。长期以来，史学界大多认为古本《竹书纪年》为真，今本为古本亡佚之后的伪作。虽然大多认为古本为真，但仍有许多学者对其持怀疑态度，并进行详细的论述。

2 古本《竹书纪年》真伪研究观点

（一）王国维

王国维先生的早期研究对古本《竹书纪年》很重视，后期研究《古史新证》等将《竹书纪年》视同《牒记》之流，认为其不可信。

（二）方诗龄

方诗龄先生认为古本《竹书纪年》为真，他指出《竹书纪年》的真实性的考古论据：“所记与传统的记载颇多违异，但是有些记载却与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相符合”，如《尚书》中提到的中宗，《史记》等认为中宗是商王太戊，《竹书纪年》认为是祖乙，而在清朝末年发现的甲骨文中就写着“中宗祖乙”的称谓，以此证明《竹书纪年》正确。

（三）朱右曾

朱右曾先生认为古本《竹书纪年》为真，他指出“秦政焚书，三代事迹泯焉。越五百岁，《古文纪年》出于汲县冢中，而三代事迹复约略可观，学者锢于所习，以与《太史公书》及汉世经师传说乖牾，遂不复研寻，徒资异论。越六百岁而书复亡。”

（四）钱穆

钱穆先生认为古本《竹书纪年》为真。他指出之所以前人多不相信《竹书纪年》是由于三点：1.“魏冢原书，久逸于两宋之际，今本为后人蒐辑，多有改乱，面目全非。学者不深辨，遂谓汲冢纪年不可信”。2.“再则其书言三代事，多与相传儒家旧说违异。儒者斥其荒诞，遂不依引”。3.“又谓其书记春秋时事……与身为国史承告据实书者不同，因遂忽视。”钱穆先生为了证明《竹书纪年》虽有篡改，但仍有极大史料价值而列举了多条史料，如秦伐魏之事足以看出是当时史官据实所写之事。对于益杀启、太甲杀伊尹之事，虽与儒家的说法相异，但也都是传说的事，无法据任何一家说法而反对另一说法，但对考古学者而言，多一种可能性要比只拘泥于一种说法要更有意义。

（五）梁启超

梁启超先生强调无论真伪，皆有价值，即便是伪书也有功用：1.有的“伪书可以当类书用，其功用全在存古书”。2.“保存古代的神话”。3.“保存古代的制度”，如周礼虽不是周公所作，但保存了大量的古代制度。因此不论《竹书纪年》的真伪，一定有其价值所在。

（六）内藤湖南

内藤湖南在《中国史学史》中提到“有些《史记》未载的纪年却出现于《竹书纪年》，但那毕竟是战国末年历算之学发展的结果，仅仅是由推步得出的纪年而已。即便《竹书纪年》确有其书的话，也无法证明此书中的纪年就比《史记》更准确。”内藤湖南认为古本《竹书纪年》无论真伪，其纪年不可信，因其仅仅是战国末年历算之学发展的结果。

（七）朱希祖

朱希祖先生以纪年时间为切入点怀疑其真实性，“《竹书纪年》盖晋束皙等所伪造，本不足信。”1论据在于《竹书纪年》的纪年时间：“《史记》自共和以前立世表，共和以后立年表，盖亦以共和之后乃始有编年之史也。或谓晋代汲县发魏襄王冢，得《纪年》，托始黄帝，至春秋以前，皆有年数可稽”，而这与共和以后才立年表相违背，因此《竹书纪年》当为伪造。

（八）林传甲

林传甲先生认为指出《竹书纪年》为伪书。（1）从文体角度，《竹书纪年》仿《春秋》文体，“竹书纪年取法于春秋竹书所记之事，虽在春秋以前，然其文体则学春秋而未能也。古史惟尚书一家耳，苟有编年之书。”（2）竹简常年埋于古冢，必毁坏不堪，不可能能够辨识，“竹书出于汲冢，其来历已不可信，金磐石鼓犹为岁月所销磨，况竹简埋于古冢中，经千余年卑湿之气所蒸蚀，虽不与桐棺俱朽，亦断烂不可收拾矣。”（3）蝌蚪文在晋代已无人可识，“且蝌蚪奇字，汉时惟扬雄识之，晋以后识者何所据耶？”（4）《纪年》记载的许多历史过于荒诞，“启杀益，太甲杀伊尹，荒诞不足据。”

（九）吕思勉

“书籍外尚有他物。书籍纵有伪作，他物不必皆有人作伪。以此互证，亦足见汲冢得书，是非乌有。”吕思勉先生虽然认为汲冢中得书为真，但认为其书并不可信。他在《吕思勉读史札记》的《汲冢书》篇目中一开始就指出：“然则世之所传，所谓出自汲冢之书，其物果可信乎？曰：否。”论据：（1）“魏安釐王，在位三十四年，其卒在秦始皇之四年。此时魏已去亡不远，能否厚葬，如史所云，实有可疑。古人作伪，多不甚勘，说即不雠。”魏安釐王死于秦始皇在位之时，此时魏国已灭，恐不可厚葬，所以书的真伪实需商榷。（2）“造竹书者，盖谓自相之亡，至于少康复禹之绩，历年四十，故窃纬侯之说，而易其四百三十一为四百七十一，此其作伪之显证。”

杨宽先生在与吕思勉先生通信中曾指出其对于《竹书纪年》的怀疑：“本仅记战国事，自魏文侯至襄王之二十年，其余则出后人之增竄，且其增入并非一次”，可明显看出有多处篡改。吕思勉先生认为，“天下无赤手伪造之事，晋人既称其书为纪年，其中自必有若干按纪年记事者也，然必不能超出共和以上”，而《竹书纪年》的纪年却已超出共和以上，因此“真竹书即记夏以来事，亦不过存其梗概而已”，《竹书纪年》应有多处篡改。

3 笔者观点

史学界证明今本《竹书纪年》为伪书的作品较多，且论据十分充足。但证明古本《竹书纪年》为真或为伪的书作并不多，困于相关资料的不足，以及视野不够开阔，其研究还是存在方法的不足；论证篇幅过短，一般都是在其他书作中分为一章一节进行简单论述；有些观点过于片面，仅是根据个人主观臆断或常识，史料论据并不充分，略显不够客观；没有将《竹书纪年》与其他文献资料进行系统比较，各家论述还是不够全面和系统，尚有可疑论证发展的空间，仍会有新的发现。

对于古本《竹书纪年》为真的论据，应多从考古资料的发现来作证实，就如同“中宗”问题就是由于考古甲骨文的发现而证实《竹书纪年》在这一问题的真实性，因此有待于考古活动的进一步发现。对于古本《竹书纪年》为伪的论据，可从纪年方式、语言文体、发现地的史料记录、各文献对比分析等全面系统的角度进行分析。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不可偏激片面，应客观全面地看待其真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