尔朱荣是北魏末年政坛上的一位重要人物。他在权势达到顶峰时，死于谋杀。笔者以为，这是因他面前横亘着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即鲜卑—汉文化模式。这种文化模式在北魏末年仍有巨大的影响力。尔朱荣身具部族文化的特点，只能在该文化模式下活动，当他向鲜卑—汉文化模式挑战时，就遭遇了失败。这给高欢、宇文泰等人提供了历史教训。笔者试对此略作评述。
一、北魏末年的社会文化模式
鲜卑拓跋部自道武帝拓跋珪 (公元386—409年) 建国，就在向封建化迈进，到冯太后执政期间，鲜卑拓跋部已基本封建化，国家政治以拓跋皇室为主导，以鲜卑、汉族的牧、地主为支柱运作，政治—经济制度层面已基本封建化，封建等级意识已深入鲜卑族民众中。但鲜卑族生活习俗却仍具有一种身份象征。这种以少数民族政权为主导的封建文化，我们称为鲜卑—汉文化模式。
孝文帝太和十七年 (公元493年) 迁都洛阳，随其迁洛阳的鲜卑军人被编入禁军。次年，他巡视怀朔、武川、抚冥、柔玄等北方军镇，发布了一系列优待六镇军民的诏书，以表示六镇军人的地位与禁军相同。孝文帝迁都，目的是强化对汉族地区的控制，出于这种政治需要，孝文帝要求鲜卑贵族彻底士族化，并对改变鲜卑族生活习俗也提出了要求。但生活方式毕竟涉及“可察的与不可察的行为模式”, 以制度、法规方式不一定能解决生活习俗层面问题。孝文帝本人就摆脱不了饮食方面的偏好。他与王肃谈南北饮食，王肃说“羊比齐、鲁大邦，鱼比邾、莒小国。唯茗不中，与酪作奴”。这抑南扬北之言，就是在迎合孝文帝的鲜卑食俗。孝文帝不能由己及人，太和二十二年 (公元498年) ，他因洛阳鲜卑妇女仍着鲜卑服，便指责大臣推行汉化不力。任城王元澄辩解说“著犹少于不著者”, 委婉地表示改变习俗不必过激。
元澄的见解是正确的。迁都洛阳后，“是时高祖锐意典礼，兼铨镜九流，又迁都草创，征讨不息，内外规略，号为多事”,国民这种纷扰不绝的感觉，就与强令鲜卑官民改变生活习俗有关。不过，孝文帝急切的手段，毕竟在鲜卑—汉文化模式中强化了封建理念与制度的作用。到孝文帝垂危时，其弟元勰因未被任命为顾命大臣，便交出了权力。这既说明元勰个人完全接受了封建政治理念，又说明鲜卑—汉文化模式所设定的政治制度已得到普遍承认。
宣武帝亲政后，维持了孝文帝的汉化方向，他以出身“微贱”的宠信挟制群臣，以士族化的宗室贵族主日常政务，给予汉士族战场指挥权，而不再让汉士族独掌行政权。这就在继续汉化的同时，更突出了政权的鲜卑族主导地位，在制度层面明确了政治权益的分配结构，但他未再强调改变鲜卑生活习俗。正始年间 (公元504—508年) ，北魏疆土超过前代, 也是鲜卑—汉文化模式最稳定的时期。
宣武帝死，胡太后执政。据《魏书·胡国珍传》，可知胡太后是汉族人。她一度被贵族元义等禁闭，但另一部分鲜、汉官员凭借封建政治理念，使她复出。此后，她亲用汉臣，但未改变原有的政治框架。可这已使鲜卑官民对权益分配制度变更很敏感。洛阳的鲜卑士兵，听说要变更制度限制“代来武人”任官，便聚众示威，将建议者烧死。身居六镇的鲜、汉及其他部族成员，虽是“号曰府户”的封建依附民，可期望“凡是府户，悉免为民，入仕次叙，一准其旧”的声浪日高, 可见，此时居于洛阳与六镇的鲜、汉军民虽有地域差异，但因生活在鲜卑—汉文化模式中，他们注意的都是执政资源的分配制度，要求制度能切实保证自己的权益，并非要脱离封建化轨道。洛阳与北方六镇军人的文化同质而有地域差别，至于鲜卑贵族的汉化，则只能说是与平民相异的“精英文化”，没有根本性的对立。武川镇军人雷绍，“见京都礼义之美，还谓同僚曰：‘徒知边备尚武，以图富贵；不谓文学，身之宝也。……’遂逃归，辞母求师。经年，通《孝经》、《论语》”。这是想以提升自己的文化素养来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故六镇的“鲜卑化”，反映的是地域性的生活习俗特点，并没有脱离鲜卑—汉文化模式。
二、尔朱荣与羯族文化
北魏政权中，存在着未被强制离散的依附部族。《魏书·尔朱荣传》载：“尔朱荣 (公元493—530年) ，字天宝，北秀容人 (今山西忻县西北) 也，其先祖居于尔朱川，因为氏焉。常领部落，世为酋帅。高祖羽健，登国初为领民酋长，率契胡武士千七百人从驾平晋阳，定中山，论功拜散骑常侍，以居秀容川，诏割方三百里封之，长为世业。”所谓契胡，即羯族。这个部族实体的存在，确属不易。
武乡 (今山西榆社西北) 的羯族部落小帅石勒，曾建立后赵政权。冉闵灭后赵时，羯人遭到大屠杀。但据《晋书·慕容隽传》载：“初，冉闵之僭号也，石季龙将李历、张平、高昌等并率其所部称藩于隽，遣子入侍。……张平跨有新兴、雁门、西河、太原、上党、上郡之地，垒壁三百余，胡晋十余万户，遂拜置征、镇，为鼎峙之势。”秀容属新兴郡 (郡治今山西忻县) ，因张平与冉闵对峙，秀容羯族躲过了屠杀。这种历史教训，当使秀容羯族具有更强的内敛性。
部族首领以向皇帝送质子与贡纳显示忠诚。尔朱荣的父亲尔朱新兴，“朝廷每有征讨，辄献私马，兼备资粮，助裨军用。高祖嘉之，除右将军、光禄大夫。……每入朝，诸王公朝贵竞以珍玩遗之，新兴亦报以名马。转散骑常侍、平北将军、秀容第一领民酋长”，“及迁洛后，特听冬朝京师，夏归部落”, 以子弟为质子而己为“雁臣”。不过，羌族首领姚弋仲曾指出：“陇上多豪，秦风猛劲，道隆后服，道污先叛，……”即是说部族首领的政治性格，就是视政权强弱决定自己的去从。尔朱新兴称自己在祁连池游玩时“忽闻箫鼓之音”，并对尔朱荣说：“古老相传，凡闻此声者皆至公辅。吾今年已衰暮，当为汝耳。汝其勉之。”所谓“至公辅”的期望，其实是未放弃扩大部族势力的理想。他的政治性格与其前辈并无不同。
尔朱荣出生于孝文帝加快汉化步伐的太和十七年 (公元493年) ，却是在内敛性较强的羯族文化氛围中长大。他不仅继承了前辈的政治性格，也继承了羯族首领的许多性格特征。从现存的史籍中可知，尔朱荣的性格与其前辈石勒、石虎等有共同点。如： (1) 重感性经验，重实际。 (2) 粗犷、尚武，作战果敢、勇猛。 (3) 嗜好暴力。羯族习惯以暴力维持纪律。如石虎围猎，“其有禽兽奔逸，当之者坐，有爵者夺马步驱一日，无爵者鞭之一百”。尔朱荣则“至于列围而进，必须齐一，……虎豹逸围者坐死”。这使其首领崇尚暴力。(4) 自信，但常膨胀到固执己见。 (5) 易冲动而感情外露。这些性格特征，反映的是羯族文化与鲜卑—汉文化的差异。
尔朱荣曾为质子居住洛阳，并与南安王元桢的女儿结婚，但因制度上规定的世袭酋长身份，他在心理、行为及价值观念上对鲜卑—汉文化不能真正认同。因而，鲜卑贵族及汉士族也轻视他。史称，“尔朱荣，(元) 略之姑夫，略素所轻忽，略又党于郑俨、徐纥，荣兼衔之”, 徐纥则说“尔朱荣马邑小胡，人才凡鄙”, 鲜卑及汉高官的轻视，影响到鲜、汉军民。他们称部族首领为“雁臣”，于调侃中就含有不信任感。所以，后来因各种原因归附尔朱荣的六镇军民，在心理上却没有真正信服羯族首领。当高欢散布尔朱兆“将以六镇人配契胡为部曲”的流言时，“众皆愁怨”，即反映出鲜、汉军民对羯族的鄙视心理。
在北魏末的社会动荡中，尔朱荣以忠于政府的姿态，先以自己的部族武装消灭了秀容周边的“牧子”暴动，再陆续荡平汾 (州治今山西隰县) 、肆 (州治今山西忻县北) 、恒 (州治今山西大同) 州的各种反政府武装。北魏朝廷“寻除 (尔朱荣) 武卫将军，俄加使持节、安北将军、都督恒、朔 (州治今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县) 讨虏诸军、假抚军将军，进封博陵郡公，增邑五百户”，承认了他的势力范围。他随即擅自夺取了肆州的行政权力，形成半独立状态。但他仍与并州 (州治晋阳，今山西太原南) 刺史元天穆、武卫将军费穆、汾州刺史于晖等保持了良好关系。元天穆是宗室疏属，“性和厚，美形貌，善射，有能名”，治军“法令齐整，有将领气”。费穆为匈奴后裔，“性刚烈，有壮气，颇涉书史，好尚功名”，任河阴令“有严明之称”, 是颇有名声的将领。于晖出身鲜卑大族，是宣武帝皇后的弟弟，“为尔朱荣所亲”，并结为姻亲。这种关系体现出他与鲜卑军人的亲和性，是尔朱荣在鲜卑—汉文化框架下行动的一个结果。这又使贺拔岳、高欢等六镇军人为求生存而自愿投其帐下，他的实力与政治影响进一步扩大。这引起了执政者的戒心，当他要求东出作战时，朝廷即予以拒绝。
三、尔朱荣与“河阴之变”
一般认为，“河阴之变”是尔朱荣尝试夺取北魏政权的举动。其实“河阴之变”时间虽短，却含有两种性质不同的内容，一为尔朱荣循鲜卑—汉文化模式介入宫廷之争，一为尔朱荣欲称帝而突破鲜卑—汉文化的规范，但被迫中止。这由以下几个问题可得到说明。
1.尔朱荣与洛阳禁军的关系。
首先，我们知道尔朱荣与孝明帝早有联系。据《北史·尔朱荣传》说，“荣女先为明帝嫔”，尔朱荣为女儿计，在胡太后与明帝发生矛盾后，自然会与明帝加强联系。《北史·齐本纪上》载：“于时魏明帝衔郑俨、徐纥，逼灵太后，未敢制，私使荣举兵内向。荣以神武 (高欢) 为前锋。至上党，明帝又私诏停之。”司马光作《资治通鉴》，即采此说，显然认为这比《洛阳伽蓝记》与《魏书》中的相关记载更准确地反映出孝明帝与尔朱荣的关系。
其次，我们应注意孝庄帝 (元子攸) 曾任职禁军。据《魏书·孝庄纪》载，他是元勰第三子，“幼侍肃宗书于禁内”，“拜中书侍郎、城门校尉、兼给事黄门侍郎，雅为肃宗所亲待，长直禁中”，“ (孝昌) 三年 (公元527年) 十月以兄彭城王元劭事，转为卫将军、左光禄大夫、中书监，实见出也”。所谓“实见出也”，是当时黄门侍郎有“小宰相”之称。胡太后夺他此职，是为削弱明帝的权力。城门校尉、卫将军则均是禁军官职，他兼这些职务，显系孝明帝为结交禁军将领而授。据《魏书·元劭传》中说，其兄元劭在青州刺史任上有异志，被人告发，遂还洛阳任御史中尉。显然，他们都不满胡太后专权。《北齐书·高乾传》中说，“魏孝庄之居藩也，乾潜相托附”。高乾职务不高，却是河北大族，元劭兄弟与其“潜相托附”，必然也会与尔朱荣交接。尔朱荣后来拥立元子攸即与此有关。
再次，应知尔朱荣等曾任禁军职。尔朱荣在元义执政时，曾任宿卫职“直阁”，与元子攸，领军、畿部都督元鸷，于晖的堂兄弟，领左右于昕等都有袍泽情。孝明帝死后，尔朱荣即公开向胡太后问罪，胡太后即令“直阁”尔朱世隆到晋阳安抚，“荣因欲留之。世隆曰：‘朝廷疑兄，故令世隆来，今若遂住，便有内备，非计之善者。’荣乃遣之。”世隆毅然回洛阳，也是要与禁军将领保持联络。
据此，可说元子攸既是尔朱荣与孝明帝间的联系人，又是部分禁军将领的代表。有此前因，尔朱荣公开与胡太后反目后，“ (荣) 遣从子天光、亲信奚毅及苍头王相入洛，与从弟世隆密议废立。天光乃见庄帝，具论荣心，帝许之”。天光等能自由出入洛阳，表明元子攸已掌握了一些禁军将领。当实力不足万人的尔朱荣部逼近洛阳时，武卫将军费穆弃军先降，另一位武卫将军杨顺可能不仅不抵抗，还护卫元子攸出城。据《魏书·李神轨传》说，胡太后的私宠李神轨，能作战而又被任命为大都督，可谓位高权重，却也不战而退。这更可证明洛阳的禁军早就决定与尔朱荣联合了。
2.“河阴之变”的主谋是谁？
武泰元年四月十一日，尔朱荣与元子攸、元劭在洛阳城外汇合。十二日元子攸称帝 (孝庄帝) ，尔朱荣获得“公辅”的职衔。十三日，在尔朱荣主持下，胡太后被投入黄河，2000余朝官在河阴被杀，十四日，尔朱荣送庄帝入宫。据《魏书·费穆传》载：
穆潜说荣曰：“公士马不出万人，今长驱向洛，前无横阵者，正以推奉主上，顺民心故耳。既无战胜之威，群情素不厌伏，今以京师之众，百官之盛，一知公之虚实，必有轻侮之心。若不大行诛罚，更树亲党，公还北之日，恐不得度太行而内难作矣。”荣心然之。于是遂有河阴之事。
据此，尔朱荣、费穆为“河阴之变”的主谋似无可怀疑。其实，仔细推敲这段记载，则有疑问。费穆当于十一至十二日晚提此建议。他首先肯定推奉元子攸为帝是顺应民心，就意味他拥护此举。可他为何说尔朱荣将“还北”？既然尔朱荣“还北之日”，就是“内难”发生之时，他为何不建议尔朱荣留在洛阳？合理的解释只有一个，即尔朱荣与庄帝已达成“还北”的协议，费穆却耽心庄帝届时不能控制局面。
费穆替庄帝着想，必然使人想到元劭。因史籍失载，我们不知道元劭对尔朱荣“弃长立幼”作何感想？可庄帝既封元劭为“无上王”，则显示兄弟间未确定君臣名分。庄帝能不疑忌？因而，可断定是庄帝授意费穆去建议尔朱荣“大行诛罚，更树亲党”，其矛头在指向政敌的同时，也指向了“无上王”元劭。
《魏书·元鸷传》中说：“尔朱荣至河阴，杀戮朝士，鸷与荣共登高冢俯而观之，自此后与荣合。”元鸷任“领军”，说他“自此后与荣合”，当然不确，但可知他与荣关系密切。然而庄帝对他却始终信任不二，这说明元鸷在河阴的举动是庄帝同意的。“河阴之变”有费穆建议于前，元鸷参预于后，这场屠杀就不能说全由尔朱荣主持。主谋应是庄帝。他为稳定地位，授意费穆请尔朱荣出面杀胡太后及执政贵族，这就使崇尚暴力的尔朱荣更无顾虑。需要说明的是，《北齐书·慕容绍宗传》中说尔朱荣想尽杀朝士，显非事实。尔朱荣事先已传话令元顺不必到河阴。因元义曾对尔朱荣“接以恩意”，其父元继、弟元罗就未被杀。杨顺之侄杨逸与尔朱荣有旧交, 李延实、李郁父子是庄帝的舅父和表兄弟，也未被杀。但一贯轻视他的元略，虽是内侄也被杀掉。也有尔朱荣不必定要杀的人在混乱中被杀。如杨顺弟杨炜,妻“为尔朱荣妻所亲昵”的元义兴等。此外，洛阳城内也发生了骚乱，元顺在城内，“闻害衣冠，遂便出走，为陵户鲜于康奴所害”。鲜于康奴非军人而砍杀元顺，后又被元顺子捕杀，平时应与元顺家有关系。否则，在一片混乱中，从何知其姓名？城内的混乱，确有阶级分野的因素在内。这一事例，仅从“胡化民族反对汉化政府”角度，不能解释。
3.谁阻止了尔朱荣称帝？
尔朱荣称帝与中止的过程，《魏书·尔朱荣传》中载为：
朝士既集，列骑围绕，……因纵兵乱害，王公卿士皆敛手就屠，……荣遂有大志，令御史赵元则造禅文，遣数十人迁帝于河桥。至夜四更中，复奉帝南还营幕。帝忧愤无计，乃令人喻旨于荣曰：“……四方瓦解。将军杖义而起，前无横阵，此乃天意，非人力也。我本相投，规存性命，帝王重位，岂敢妄希，直是将军见逼，权顺所请耳。今玺运已移，天命有在，宜时即尊号。将军必推而不居，存魏社稷，亦任更择亲贤，共相辅戴。”荣既有异图，遂铸金为己像，数四不成。时幽州人刘灵助善卜占，为荣所信，言天时人事必不可尔。荣亦精神恍惚，不自支持，久而方悟，遂便愧悔，……于是献武王 (高欢) 、荣外兵参军司马子如等切谏，陈不可之理。……献武王等曰：‘未若还奉长乐，以安天下。’于是还奉庄帝。
《北史·尔朱荣传》此段本《魏书》而有增删，所增有：第一，“及见事起，假言防卫，抱帝入帐，余人即害彭城 (元劭) 、霸城 (元子正) 二王。乃令四五十人迁帝于河桥”。第二，“遂临以白刃，唱云能为禅文者出，当原其命。……有御史赵元则者，恐不免死，出作禅文”。第三，“荣令人诫军士，言元氏既灭，尔朱氏当兴，其众咸称万岁。”第四，“时荣所信幽州人刘灵助善卜占，言今时人事未可。荣乃曰：‘若我作不吉，当迎天穆立之。’灵助曰：‘天穆亦不吉，唯长乐王有王兆耳。’”
综合《魏书》、《北史》记载可知，第一，庄帝先在河阴，屠杀开始后才被带离。第二，写禅文者是临时找出。第三，铸像、占卜、询问部属意见，也是在屠杀开始后进行。第四，尔朱荣一度有立元天穆的念头。
就此可推断：他欲称帝有即兴之作的意味。首先，尔朱荣是在屠杀开始后才临时找人写禅文，此前为何不预作准备？其次，铸像、占卜看似神秘，成功与否实决于工匠操作，铸像失败还是人心在起作用。刘灵助虽受其信任，在当天却保护了与庄帝有姻亲关系的卢道虔等数十位官员，内心并不支持尔朱荣。这些所谓“天意”，给了高欢等将校表达意见提供了机会。可见其部属对尔朱荣的举动大感意外，也不同意他仓促称帝。最后，尔朱荣说要立元天穆，更说明他事先没有通盘考虑。应是在精神与现实压力下，开始认识到鲜、汉军人还不肯放弃鲜卑皇室这个政治象征。一但意识到此，他自然就首选元天穆。
《北史》所删处一是高欢进言，这是因《北史》作者左袒宇文泰。二是庄帝使者之言，因《魏书》记载的使者所述语义并不连贯。可这段文字还是表达出几层意思：第一，庄帝承认自己是尔朱荣的傀儡。第二，庄帝催促尔朱荣立即称帝。第三，庄帝以“将军必推而不居，存魏社稷，亦任更择亲贤，共相辅戴”之语提醒尔朱荣还有一种继续联合的方式。然而，除非有人向被软禁的庄帝通报消息，否则庄帝未必能知道尔朱荣举棋未定，也不可能说出“将军必推而不居”的话。《魏书》所记，可能是后来联缀各方传言的补述。但我们仍可据以管窥庄帝当时的态度。庄帝在被软禁后，身边只有杨逸等数人陪伴，失去了与禁军将领的联系。在此情况下，他一方面以推戴尔朱荣为词，以求生存；一方面以继续合作为词，提醒对方注意先前合作的基础尚存。这对因“天意”反对，内部意见不一而“精神恍惚，不自支持”的尔朱荣起到了双重作用。他既认为庄帝此后甘为傀儡，又注意到庄帝毕竟还有影响力。这使他感到维持与庄帝的协议，仍不失为一种选择，遂抑制了称帝的冲动。
由此可知，阻止尔朱荣登上皇帝宝座的，不是洛阳政治、军事集团的有形反击，而是这个集团所代表的鲜卑—汉文化模式对尔朱荣部属的影响，这种影响使他们在政治制度层面拒绝以羯族首领为皇帝，而期望保存鲜卑皇室的地位。由于争夺帝位，尔朱荣与鲜、汉贵族间的文化差异明显转化为政治对立。出现这种对立，使庄帝得以掩盖了自己筹划屠杀政敌的劣迹，尔朱荣则需要时间改善自己的政治形象。
四、尔朱荣执政方式与影响
尔朱荣为恢复与庄帝的关系，又将女儿嫁给庄帝为妻，保持了形式上的君臣关系。他自居晋阳把持政柄，而由元天穆、尔朱世隆在洛阳主政务。元天穆得到尔朱荣的信任，虽“凭藉尔朱，爵位隆极”，仍能“宽柔容物，不甚见疾于时”，尔朱世隆等也“畏惮天穆”。世隆“又畏尔朱荣威，深自克免，留心几案，傍接宾客，遂有解了之名”。以庄帝作为政治象征，元天穆秉尔朱荣令但基本循原政治模式运作，政令较前统一，政府的社会控制能力提高。尔朱荣能以7000骑兵擒葛荣，并顺利安置葛荣数十万众，就是因北魏各级机构组织军事后勤及安置流民的能力有所提高。因此，当元颢在梁朝军队支持下进入洛阳称帝时，北方军民反而心有疑虑，元颢政权两个月后即败亡。随着邢杲、万俟丑奴等反政府军的相继被扑灭，羯族、鲜卑与汉大族组成的政府，在恢复北魏社会秩序方面略显成效，国内粗安。
这个局面是羯族首领率领的军事集团与鲜卑—汉政治集团共同合作的结果，但庄帝与尔朱荣都为独占权力而有心结束这种合作。在尔朱荣制造舆论准备当皇帝的时刻，孝庄帝永安三年 (公元530年) 九月，尔朱荣、元天穆在宫廷中被孝庄帝击杀。
站在权力顶峰的尔朱荣被谋杀，是在文化冲突的背景下，各种现实因素互动而形成的结局。尔朱荣执政，大体上还维持着鲜卑—汉文化模式设定的政治结构。但他以羯族首领的身份代行皇权，相对鲜卑—汉文化传统就缺乏合理性，只能靠高压维持权力。因此，孝庄帝及身边的鲜、汉朝臣甚至尔朱荣的亲信奚毅等都认为除去尔朱荣是顺应军民心愿的事，这是庄帝能做、敢做破釜沉舟一击的大背景。
从现实因素看，由于奚毅任禁军将领而转向庄帝, 庄帝的宫廷密谋得以顺利进行。耳目广布的尔朱世隆虽然有所察觉，却不敢自作主张禁闭庄帝。当洛阳城中已遍布“天子必当图荣”的流言时，自信而固执的尔朱荣却认为庄帝已无作为，毫不介意流言与尔朱世隆的警告。庄帝便以尔朱皇后生子为由，骗他入宫，尔朱荣在兴奋中与元天穆仅率徒手卫兵前往，遂被庄帝手刃。在宫廷斗争的关键时刻，尔朱荣以固执、粗疏、冲动的性格终结了自己。
尔朱荣死后，贺拔岳、高欢等因内心一直轻视羯族首领，对尔朱兆等反击庄帝的行为均抱消极态度。尔朱兆、尔朱世隆从尔朱荣的死亡中，认识到鲜卑—汉文化模式难以逾越，便以拥立元晔为帝以显示与这个文化模式的一致性。可擒杀庄帝后，这一手段非但没能对内部起凝聚作用，更给各地称兵割据提供了政治理由。尔朱世隆等又改立广陵王元恭为帝。据《洛阳伽蓝记·卷二·平等寺》条中载：
黄门邢子才为赦文，叙述庄帝枉煞太原王 (尔朱荣) 之状。广陵王曰：“永安手剪强臣，非为失德。直以天未厌乱，逢成济之祸。”…… (尔朱世隆) 复命百官议太原王配飨。司直刘季明议云：“不合。”世隆问其故。季明曰：“若配世宗，於宣武无功；若配孝明，亲害其母；若配庄帝，为臣不终，为庄帝所戮。以此论之，无所配也。”世隆怒曰：“卿亦合死。”季明曰：“下官既为议臣，依礼而言。不合圣心，剪戮惟命。”议者咸叹季明不避强御，莫不叹伏焉。世隆既有忿言，季明终得无患。
元恭贪图帝位而委身羯族首领，又将他们比为司马昭；刘季明直斥尔朱荣，尔朱世隆却不能不容忍。可见就是在这个寄生政府中，鲜卑与汉族人仍站在鲜卑—汉文化立场上，将羯族首领视为另类。这种文化与政治分离的政权，当然不会稳定。高欢、宇文泰等人则由此理解了鲜卑—汉文化的政治含义，遂以鲜卑族身份重组鲜卑—汉政治集团，这种集团的兴起，使尔朱氏武装彻底灭亡。高欢、宇文泰终其一身，都没有废弃北魏统绪，他们正是以此来显示自己在努力恢复鲜卑—汉文化模式。
尔朱荣作为北魏末的部族首领的代表，在与北魏统治者合作时，以其尚武精神与善于作战的能力，大致恢复了这个政权的统治区域。可当他想取代鲜卑皇帝时，则因羯族文化与鲜卑—汉文化的冲突，遇到了不可逾越的障碍。他的死亡与羯族武装的败亡，使鲜卑—汉文化模式的社会影响力得以维持，并被高欢等继承。但高欢等的鲜卑化，毕竟只是一种政治模仿，对封建文化的进展已无实质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