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记者，尤其是批评政府的女性记者正面临着激烈的网络攻击和威胁。
每当印度发生恶性事件，记者就会跟着倒霉。始自去年11月却绵延至今，激起超2亿农民上街游行，强烈抵制莫迪政府农业改革法的大型抗议活动也不例外。
截至当地时间2月5日，印度警方已经对8名报道德里抗议活动的记者提出了刑事指控，罪名包括煽动叛乱和发表不利于国家一体化的言论。印度知名新闻调查杂志“大篷车”（Caravan）的一名自由撰稿人还因“妨碍公务”被逮捕。尽管他在两天后获得保释，但检方的指控并未撤销。
日趋严苛的新闻管控政策让印度新闻机构既无比愤懑又无能为力。已经有人开始担忧人民党治下的莫迪政府可能会继1975年之后再次出台国家紧急法令以限制新闻自由。照目前的趋势来看，若短期内抗议活动没有得到明显平息，确实不排除莫迪“开历史倒车”的可能。
逮捕、殴打、拘留，印度警方的“一条龙服务”
1月29日下午，曼迪普·普尼亚（Mandeep Punia）正在哈里亚纳邦与德里之间的辛胡地区（Singhu）参加农民组织KMSC召开的露天会议。但这位“大篷车”自由撰稿人没想到的是，现场却发生了暴力事件：一个由五六十人组成，扛着印度国旗的人群出现在会场，还向抗议者投掷石块和汽油弹，想要烧毁后者的毯子、床垫和帐篷。
在这些号称“辛胡本地人”的暴力分子中，普尼亚认出了两位：一个名叫·托勒达的人在Facebook上自称是印度人民党的选区召集人；另一位阿曼·达巴斯的妻子则是印度人民党的市议员。在此次暴力事件发生前，社交媒体上还有达巴斯和内政部长阿米特·沙阿(Amit Shah)的合照。更加耐人寻味的是，在暴力事件发生后，现场数千名本应负责维持秩序的警察却对这些暴力发起者置若罔闻，他们把注意力放在了反击暴力行径的KMSC组织和现场的抗议民众身上。
印度现任总理纳伦德拉·莫迪 图片：AFP
种种迹象表明，当天下午发生的骚乱是由执政党组织者打着普通民众的旗号，主动挑起的事端；为的是方便警察逮捕抗议民众。
但是普尼亚后来发现，印度很多媒体的报道却与事实南辕北辙。不少记者声称警方是在弹压抗议者的暴动，努力维持秩序。这让亲历现场的普尼亚大失所望。于是第二天，也就是1月30日上午，他在Facebook上发了一条动态，一边曝光了自己昨天在现场拍到的情形，一边详细解释了事件经过：
“我亲眼看到警察用催泪弹对付农民。”他在视频中讲到，“那个由五六十人组成的组织有2000多名警察充当他们的后援。所以我认为有必要对警方的角色提出质疑。”
而就在这个视频发出后几个小时，普尼亚和他的同事德哈蒙德·辛格（Dharmender Singh）在辛胡地区被警察逮捕。
据辛格后来在网上发布的视频介绍，30日晚上，很多人告诉他，一些抗议者和当地官员发生了争吵。前者希望穿过路障，后者严词拒绝，还出言辱骂民众。于是辛格和普尼亚赶到事发地，用手机记录下了在场人员的言行，但就在此时，一个警察抓住了辛格，拽着他离开了现场。普尼亚当即对警方表示，“你不能这样对待记者！”
但是警察根本不予理会，他们把这两个记者拖到了一个帐篷里，对二人拳脚相向，“他们砸烂了我正在录音的手机，还没收了我另一部手机，并把它格式化了。”辛格后来在他的视频中表示。
随后，又有一些警察来到了帐篷，两位记者被带到了不同的警局。31日，阿利普尔警察局发布了针对此事的官方报告。报告将普尼亚描述成了一个抗议者，而非记者。报告书中提到，根据印度《刑法》的四项规定，普尼亚妨碍公职人员执行公务，还涉嫌使用武力阻止公职人员执行公务。因此对他处以拘留14天的处罚。
然而讽刺的是，就在这份报告出炉的当天，Facebook上已经传遍了警方殴打记者的现场视频。拍摄者是在场目击者。
风起云涌的印度农民抗议运动依然没有平息的趋势 图片：AFP
面对警方提出的指控，印度国内批评声浪四起，在Twitter和Facebook等社交媒体上，记者们自发地用“释放普尼亚”为标签抗议警方行动；包括印度编辑协会（Editors Guild of India）在内的多个组织也对普尼亚表示声援，激烈反对警方的行径。
在强大的舆情压力下，警方最终在2月2日同意保释普尼亚。
重获自由的普尼亚在接受“连线”（The Wire）采访时回忆称，30日晚间他们被警方带走后，审问他们的警察试图让他们确信，他们“是在红灯区被捕的”。而在普尼亚严厉反驳这套荒谬说辞后，警察又用雨点般的拳脚“问候”了他们，还恶狠狠地吼着，“你们不是想当记者吗？我这就让你们成为记者！”
报道死者家属言论，是在“煽动暴力”？
发生在辛格和普尼亚身上的故事只是近期印度国内针对记者强硬政策的一个缩影。除了这两人，还有8名报道德里抗议活动的记者遭到了刑事指控。这其中有7个人必须要在人民党执政的地区接受审讯。
这些记者之所以会被检方盯上，主因是他们不认同官方对一位抗议者死因的解释。
1月26日，在德里的抗议游行活动中，一位农民不幸身亡。警方随后表示，他是在驾驶拖拉机时因为自己“误操作”使拖拉机翻车最终死亡。但他的家人在接受采访时强调，他是因为中了警方的子弹才导致车毁人亡。
在警方不发布尸检报告的情况下，对于上述两种解释，大部分媒体更加信赖后者。一些记者直接在自己的文章中转述了家属说法；还有些人虽然自己没报道，但也在社交账号上转发了类似内容。这些做法都让政府方面大为光火。
印度人民党全国副主席白杰扬·潘达(Baijayant Panda)就对英国广播公司（BBC）表示，警方之所以在“最近的两起案件”起诉记者，是因为“在骚乱之下，这些人是在散布假新闻，而他们这么干就是要煽动暴力！”
“这不仅是公然兜售虚假的叙述，重要的是此类行为有可能迅速引发大规模暴力冲突。之前就发生过类似的情况，有的记者大肆扩散假消息，结果在遭到起诉后，他们又不得不公开道歉。”
他还否认了“政府正打击异见者”的说法：
“你们应该能看到，所有公开表明自己政治立场，甚至明确反对政府的记者也依然在报纸、电视和门户网站上发表他们的观点。”潘达补充道，“我知道，很多记者会对一些由反对党控制的地区政府表示同情。但事实是，正是这些政府官员在明目张胆地滥用权力来骚扰记者。”
然而他的说辞并没有获得新闻界的认同。
“难道媒体对死者亲属的说辞都不能报道了吗？难道对警方的说辞提出质疑也构成犯罪吗？”“连线”主编、被警方指控的记者之一席德哈斯·瓦尔达拉扬表示。
印度编辑协会也发表声明称，警方的处理方式是“企图恐吓、骚扰、恫吓甚至就是在扼杀媒体。”
大规模言论压制
记者报道遭到政府方面的压制并非是从今年开始。
根据印度学者吉塔·森胡（Geeta Seshu）为自由言论团体(Free Speech Collective)所做的一项研究，仅在2020年，就有67名记者被捕，近200名记者遭到人身攻击。一名记者在去报道北方邦一名女孩被轮奸案的路上被警方抓捕，后来还被判入狱五个月。
印度记者，尤其是批评政府的女性记者正面临着激烈的网络攻击和威胁。德里自由撰稿人尼哈·迪克西(Neha Dixit)表示，她曾“被人跟踪、公开受到过强奸、甚至是死亡威胁”。
除了遭遇指控和暴力威胁，记者和一些机构媒体的社交账号也危如累卵。
今年1月底，印度政府提交给Twitter公司超过250个账号和推文。他们声称后者对公共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这其中就包括新闻杂志“大篷车”、活动人士汉萨拉·米纳（Hansraj Meena）、演员苏珊特·辛格（Sushant Singh）及一些反对党议员的账号。
在接到政府要求后，Twitter很快就做出了行动，100多个账户和150多条推文或被冻结、或被直接封掉。而这些账户都与持续不断的农民抗议和农业改革法有关。
当地时间2月5日，巴基斯坦民众在克什米尔独立日当天走上街头，焚烧莫迪雕像 图片：AFP
尽管Twitter官方本周表示， “基于公众的强烈反对”，他们本周“恢复了数十个账号”，但目前依然有上百账户处于冻结状态中。
抗议组织一位名叫基森·莫查（Kisan Morcha）的领导人对BBC表示，被封杀的账号中就有很多隶属于他的团队。
“这让我们非常惊讶。政府正试图压制农民和支持农民抗议的声音。”
民粹政府是原罪？
如果把时间线拉长，会发现印度的言论管制也不是近两年才发生。
根据网站Article14汇编的数据，在过去10年里，被起诉煽动罪的405个案件中，绝大多数是2014年莫迪上台后登记的。反对派政客、学生、记者、作家和学者受到的冲击尤为明显。
媒体研究机构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在《2019全球媒体报告》中指出，印度现任执政党，也是鼓吹民粹主义的印度人民党正在支持打击“反国家”言论的政策。报告显示，在当年，许多与政府勾结的暴徒袭击了批评政府的记者及其办公场所；此外，莫迪政府还在分配电视播放牌照方面“极具选择性”，很多政府认为“不够友好”的媒体都遭到了拒绝。
这份报告还显示，在社交媒体上，印度民族主义者尤其擅长散布虚假信息，印度人民党甚至声称自己有超过120万的“网络军队志愿者”。在印度，这些“志愿者”通过散播不利于反对派的假消息来控制舆论。
另据无国界记者组织每年编制的180个国家的世界新闻自由指数，2020年印度下滑了两位，排名第142位。牛津大学(Oxford University)法学院副院长塔伦巴·海坦(Tarunah Khaitan)据此直言，印度对言论自由的保护从来都不够。
海坦教授表示，从殖民统治时期继承下来的警察和刑事司法体系，仍将“人权视为障碍，而非捍卫人权的首要职责”。他说，与许多民主国家的法院相比，印度最高法院在保护公民自由方面的记录也并不理想。
最大的受害者是两个寻求真相的机构：媒体和大学。
“因为这些知识机构的角色就是挑战权力，并从权力中寻求说明性问责”，海坦教授表示，“只有它们不受政治和公司权力的影响，才能真正维护民主；反之，若政府对他们进行打压，那么其最终就只能蜕变为权力的工具。”
1975年，时任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暂停公民自由，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此后，印度媒体被封锁21个月。如今，随着农民骚乱的持续，政府对新闻媒体打击力度的增加，包括海坦教授在内的学者开始担心印度会“开历史的倒车”：
“现在的印度事实上正处于非正式紧急状态中。在政府发布正式法令的情况下，公民或许还可以指望紧急情况的结束；但在一个非公开、却又真实存在的‘国家紧急状态’里，什么时候‘警报’才能真正解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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