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东汉末年，政治腐败黑暗，宦官外戚专权，在黄巾起义的打击下，东汉帝国逐渐瓦解。汉献帝在战乱中狼狈不堪，流徙不定。“天子入洛阳，宫室烧尽，街陌荒芜，百官披荆棘，依丘墙间。州郡各拥兵自卫，莫有至者。饥穷稍甚，尚书郎以下，自出樵采，或饥死墙壁间。”然而，就是这样浪荡落魄的汉献帝，在曹操“挟天子”的政治策略下，对汉魏之际的历史局势却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挟天子不能令诸侯

挟天子以令诸侯，古来有之。郑庄公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始作俑者。鲁隐公十年，郑庄公以周室左卿士的身份“以王命讨不庭”，讨伐宋、蔡、卫等国，成为“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滥觞。齐桓公也是打着天子的名号号令诸侯的；晋文公在周室发生内乱后护送周襄王回到宗周，晋文公的目的也是挟天子以令诸侯。在春秋时期，挟天子以令诸侯确实是起作用的。

建安元年（公元196年）八月，荀彧向曹操提出迎献帝都许：“昔晋文公纳周襄王而诸侯景从，汉高祖为义帝缟素而天下归心。自天子蒙尘，将军首唱义兵，徒以山东扰乱，未遑远赴。今銮驾旋轸，东京榛芜，义士有存本之思，兆民怀感旧之哀。诚因此时，奉主上以从人望，大顺也；秉至公以服天下，大略也；扶弘义以致英俊，大德也。四方虽有逆节，其何能为？”

在这种普遍的“挟天子”的舆论中，曹操第一个实践了这一策略，他的雄才大略和远见卓识使他在汉末纷争中占得了先机。

建安元年九月，曹操迎汉献帝都许，“庚申，车驾出轘辕而东，遂迁都许。己巳，幸曹操营，以操为大将军，封武平侯。”公元196年9月，曹操挟持了汉献帝，从此在军阀逐鹿中原中占据了极大优势，从而也开始了“挟天子”的建安时代。

虽然历来人们称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然而“令诸侯”的影响却是比较小的。袁绍面对曹操挟献帝都许时曾这样感叹：“挟天子以令我乎”，这种感叹表明，时人对挟天子确实有过“令诸侯”的设想，但事实表明，曹操挟天子并没有令到诸侯。

先看曹操迎献帝都许后袁绍的反应，“众数十万，以审配、逢纪统军事，田丰、荀谌、许攸为谋主，颜良、文丑为将率，简精卒十万，骑万匹，将攻许。”发动了对曹操的大举进攻。哪有“诸侯”明知天子在许而发兵攻许的道理？可见曹操“挟天子”是令不了“诸侯”袁绍的。

又如汉献帝都许后，张绣反曹，曹操长子曹昂、弟安民遇害，曹操也为流矢所中，张绣并不因汉献帝而放过曹操，而是想着消灭曹操。此时袁术更过，不顾汉献帝的存在，竟想着称帝，就在建安二年（公元197年）正月，曹操迎献帝都许不到半年，“袁术称帝于寿春”。

另外，就连刘氏皇亲刘备也在徐州叛变，并劝刘表乘虚袭许；孙策也秘密做袭许准备。

在“挟天子”的“大好”局势下，曹操“令”来的却是如此多的“诸侯”的围攻！此时曹操的形势极为窘迫，看不到任何“令诸侯”的效果。可见，在当时的情况下，“挟天子”是令不了“诸侯”的。

后来逐渐强大的刘备、孙权这两个“诸侯”，刘备以汉裔自居占据益州，孙权以长江天险稳坐江东，曹操不但未能“令”得了，更是在赤壁之战中被吴蜀联合打败。所以“挟天子”在实际上并没有令到刘备、孙权这两个“诸侯”。

挟天子以令士人

荀彧提出“挟天子”的主张，似乎不同于其他人，其目的并不是为了“令诸侯”。分析荀彧的话，他认为汉末“义士有存本之思，兆民怀感旧之哀”，这是迎献帝的原因，而“扶弘义以致英俊”则是“挟天子”能取得的最好效果，即荀彧提出挟天子的目的是为了“致英俊”———令士人。而曹操挟持献帝，也不是为了“令诸侯”，他是另有目的的，试看以下分析：

曹操曾与袁绍讨论天下形势，袁绍说：“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曹操说：“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曹操这里所谓的“道”，可以理解为御人之术，亦可理解为道统。但曹操这儿的“道”要表达的是“正义”的内涵，以与袁绍据北方分裂割据的野心形成对比，所以曹操在这种语境中的“道”的意思不可能是“御人之术”；并且在曹操与群雄逐鹿中原鹿死谁手尚未知晓的情形下，观其以后“挟天子”的策略，这里的“道”更应该被理解为道统。这样理解的话，那么，曹操的“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这句话就可以解为用道统、汉献帝或利用士人心系汉室的心理来御“天下之智力”。

所以，曹操挟持汉献帝，更多是为了利用心系汉室的士人，即控制汉献帝以利用士人，更进一步说，是为了令士人。并且在汉末大族横行、标榜名士的情况下，阉宦出身的曹操无可标榜，他可以打的只有挟天子这张牌，也只有这样他才可以和诸侯尤其是袁绍这样的世家大族相抗衡。虽然曹操和荀彧对“挟天子”的期望有质的不同，一个为了称霸，一个为了扶汉，但实际效果是相同的，即令士人。可以说，曹操和荀彧充分把握了汉末士人的心理动向，汉末之局势，唯曹、荀得之。

综上，汉末士人存在“乃心王室”的心态。曹操挟持汉献帝，正是利用了这一点，他挟天子不是为了令“诸侯”，而是为了令士人。曹操挟持了汉献帝，就等于挟持了士人，从而取得士人围绕在曹操周围并为其出谋划策的效果，即“挟天子以令士人”，这才是“挟天子”所取得的最大成果。

“挟天子以令士人”之影响

曹操挟持汉献帝，取得了令士人的效果，这一举措对汉魏之际的历史局势影响深远。

“挟天子”可敌百万之众

在士人看来，挟天子可敌百万之众。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提出：“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诸葛亮把“挟天子”与“拥百万之众”并列为不可与曹操争锋的两个原因，说明“挟天子”在诸葛亮看来是具有极大的威力和影响力的。可以说曹操“挟天子”已经取得了“令士人（诸葛亮）”的效果。

挟天子“令”士人趋许

曹操挟持汉献帝后，荀彧、孔融、杨彪、荀攸、钟繇、陈群、司马懿、郗虑、华歆、王朗、荀悦、杜袭、辛毗、赵偃等一大批名士都围绕在曹操周围，这些士人“用自己的社会威望来为他（曹操）镇静地方，稳定局势”，使得曹操的势力更加强大，为曹魏政权的稳固奠定了基础。

官渡之战中士人受挟天子影响而产生的活动

建安四年（公元199年），官渡之战正在酝酿之中，“渔阳田豫说太守鲜于辅曰：‘曹氏奉天子以令诸侯，终能定天下，宜早从之。’辅乃率其众以奉王命。”在大战在即的关键时刻，田豫没有坐观虎斗，以观事态发展，而是坚决说服鲜于辅投靠曹操，这充分证明了曹操“挟天子”的影响———令田豫；田豫主动说服鲜于辅投靠曹操，使曹操在官渡之战前省去了一个顾虑。

桓阶也直接受到曹操“挟天子”的影响。他在官渡之战前劝太守张羡抗刘表而应曹操时说，曹操“奉王命而讨有罪，孰敢不服？今若举四郡保三江以待其来，而为之内应，不亦可乎！”张羡的投曹自然使曹操在官渡之战中又少了一份担忧。

如此等等，田豫、贾诩、桓阶等人受“挟天子”的影响而产生的活动，为曹操官渡之战的胜利助了一臂之力，消除了部分军事对手、消减了曹操的军事压力，使得曹操可以一心向北，没有后顾之忧。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士人的活动，都是“挟天子”令出来的，而并非是由曹操通过外交活动争取到的。

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曹操在取得统一北方的巨大成就后，下令说：“吾起义兵诛暴乱，于今十九年，所征必克，岂吾功哉？乃贤士大夫之力也。”曹操在战胜袁绍后并没有以功自居，而是主动承认之所以取得胜利，是因为士人的活动。曹操的这一次下令，也是在宣布其“挟天子以令士人”已经取得了成功。

曹操挟持汉献帝，但“诸侯”并不为其所令，而挟天子所取得的实际效果是令士人，因此，曹操挟持汉献帝的策略就可以称作是“挟天子以令士人”。挟天子的影响虽不可绝对化，但“令士人”的作用是不可小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