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魏晋以后，中国形成南北并立的局面。南方与北方，既有政治、民族的不同，亦有文化好尚的差异。日本学者宫崎市定曾在《九品官人法研究》一书中论及这个问题。另外，桑原骘藏在《历史上所见的南北中国》（《东洋文明史论丛》）中亦有详论，可以参考。

中国分裂为南北时，大致以淮河为界。但三国时期魏、吴的国境线，却位于淮河与长江之间。不过魏国似乎仍将淮河视为本国的主要防线和交通阻断线，还设置了监淮都尉一职（七品），监督南北往来。监淮都尉似乎到晋一统天下之后也没有被废除。西晋灭亡之后，东晋控制了江南地带，淮河大体上成了南北的国境线。根据《北齐书》卷四十六《苏琼传》记载，北齐在吞并了淮南之后，仍推行“淮禁”令，禁止商旅的南北交通往来。这恐怕是从北魏时代就已存在的禁令。禁止南北贸易本就不便，所以两国使节互通时，大多竭力购买对方国家的物产作为礼品带回。

南朝认为华北中原遭受夷狄蹂躏，文化已荡然无存。东晋人一开始还怀念西晋时代，称之为“中朝”，保留其历史典故，但是到了后世，却开始嘲笑北方人言语不雅。据《陈书》卷十《周铁虎传》记载，周铁虎于梁代时南渡，“语音伧重”。“伧”字多为“伧楚”“伧父”之意，是南方人对北方人的蔑称。

南朝人将北方称作“五胡”，《南齐书》卷三十《曹虎传》记载，建武四年，曹虎呈给北魏孝文帝的书中有“七狄交侵，五胡代起”。北魏建立以后，则专以“索虏”称之。由此，北魏将南朝称为“岛夷”，还将南朝的天子称作“白板天子”，意为没有传国玉玺的天子（《南齐书》卷十七）。“白板”一词在南朝也被广泛使用，指的是都督将郡守、县令等头衔赐予一些老者和笃志者，但中央不给予委任状的情况。

在华北，异族统治下的汉人屡屡遭受蔑视和欺凌。“汉子”“汉儿”等都带有蔑视意味。《北齐书》卷五十《韩凤传》记载，韩凤自称是昌黎人，大概是汉人，但从他嫉恨朝士、喜好武人这点来看，出身应为庶民。其传云：

每朝士谘事，莫敢仰视，动致呵叱，辄詈云：“狗汉大不可耐，唯须杀却。”

异族统治下得志小人的奸佞嘴脸如在眼前。

但是，民族、政治和法律等方面的差异，并没有阻止文化的相互影响与交流，尤其是南朝发达的文学逐渐渗透到北方。与经学不同，文学需要不断创新，是一种不断追求流行并创造流行的繁忙生意，因此需要社交，不适合贫穷的人从事。南朝的贵族社会为文学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在这一点上，以武服人的北朝就只能望尘莫及了。

此处我想举一个北朝士人引用南朝典故的例子。《晋书》卷九十三《外戚传》中有关于何准的记载，他是东晋穆帝章皇后的父亲。兄长何充任骠骑将军，劝何准出来做官，却被拒绝：

第五之名，何减骠骑。

何准在兄弟中排行第五，故以此自称。这个典故非常有名，《南齐书》卷四十六《王秀之传》记载，苟丕给王秀之的书信中写道：

第五之号，既无易于骠骑。

如果这不是《周书》作者的修饰之语，那么就是南朝的故事被北朝原封不动地用作典故。这表明，北朝统治下汉人的心灵故乡还是南朝。

但是，政治的发展情况却与文学完全相反。北周完全排斥南朝的贵族主义、采取军阀的武断政策，从这一点上就可以看出南北政治方针的不同。《周书》卷三十六《令狐整传》记载，梁兴州刺史席固在归降周之后被任命为丰州刺史：

固莅职既久，犹习梁法，凡所施为，多亏治典。

由此可以推测南朝的官僚大多放纵怠慢，而北周的官员大多严肃整治。从道理上讲，这一点北周做得更好，或者说北周的做法更加合乎中国的古制。南齐王僧虔寄书与其兄之子王俭，建议他从北方收集中国的古乐遗音，说“古语云：‘中国失礼，问之四夷。’”（《南齐书》卷三十三《王僧虔传》）。

不仅是礼乐，在政治方面夷狄的做法也与古代中国有共通之处。并且夷狄不发达的政治，还发挥着将中国偏离正道的发展方向引回正轨的作用。无论如何南朝的贵族制度难免其不合理之处，因此在北周掌握政权之后，一改北魏追随南朝的政策，在标榜复古、消灭贵族制度这一点上可谓一矢中的，是值得称赞的伟业。之后的隋朝也跟随北周的步伐，果断地站在了贵族主义的对立面，针对这一点来说是采取了正确的政策。但其中也包含着巨大的危机。如果注意到了这种危机，就不会轻易地发动毫无益处的高丽征伐战争，而从隋不吸取教训、屡屡派遣远征军来看，隋对于自身的危险处境缺乏认知，这也成为导致隋灭亡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