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唐代诗人皮日休在《汴河怀古·其二》中写道：“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隋炀帝开凿运河，是非功过如何论？运河与王朝兴衰有何关系？著名经济史家全汉昇先生曾著《唐宋帝国与运河》一书，专门讨论这些问题，成为不刊之论。本文节选自为该书的结论部分。

在唐宋数百年内沟通南北的运河，是在我国历史上第二次大一统帝国出现时客观形势的要求下产生出来的。隋唐大一统帝国成立时的客观形势，和上次秦汉大一统时有些不同。其中一个最大的特点，是当日的军事政治重心，虽然因为国防和地理的关系，仍旧像秦汉那样留在北方，可是，由于汉末以后北方生产事业的破坏，南方经济资源的开发，经济重心却已迁移到南方去了。

第二次大一统帝国出现时的客观形势既然与第一次大一统时有这样的不同，当日自然要发生一个问题，即如何把军事政治重心的北方和经济重心的南方联系起来，以便因内在的坚强凝结而生出力量？隋炀帝开凿的运河，正好满足这个新时代的客观形势的要求。

运河对于第二次大一统帝国的贡献，既然在连系军事政治重心的北方和经济重心的南方，它与此后唐宋帝国势运的盛衰消长自然要发生不可分离的关系。我们可以说：当运河能够充分发挥它的连系南北的作用的时候，这个帝国便要随着构成分子凝结的坚固而实力雄厚，国运兴隆；反之，如果运河因受到阻碍而不能充分发挥，或甚至完全不能发挥它的作用，这个帝国便随着构成分子的离心力的加强而势力薄弱，国运衰微。

举例来说，唐代在安史之乱以前及宪宗时代，运河都能够畅通无阻，把经济重心的南方的物资大量输送到北方去，以支持中央的政权，满足国防的需要。因此，唐在安史乱前武功显赫，国势强盛，而开元天宝年间更是大唐帝国的黄金时代；其后宪宗削平了跋扈已久的藩镇，也创造出中兴的局面。此后到了北宋时代，运河大体上也能充分发挥它的作用，故北宋帝国在当日的战场上虽然较为退缩，但仍能长期站立得住。

可是，反过来说，在安史乱后，唐末及北宋末年，当运河因被切断而不能把南方物资大量运往北方的时候，唐宋帝国便要随着经济基础的动摇而力量削弱，甚至于灭亡了。此外，在宋金对立时，运河水道荒废，不能把全国的军事政治重心和经济重心联系起来，宋金自然也没有力量来对对抗漠北新兴的民族，从而分别陷于崩溃的命运。由此可知，运河自隋代开凿后，与唐宋帝国势运的盛衰消长，着实是非常密切的。

复次，随着运河的诞生，唐宋帝国的经济地理也发生激剧的变动。

例如洛阳在唐代所以能够成为“东都”，主要由于它的经济地位日形重要； 而它的经济地位所以日形重要，又由于它位于运河的北端，由江淮经运河北上的物资都先在那里集中，然后分配于北方各地。

又如位于运河北段的汴州（今河南开封），其地位所以日形重要，也完全由于运河的影响。汴州是南方北运物资必经之地，足以控制运河的交通。在代宗及德宗时代，曾先后为与魏博藩镇勾结的李灵曜，及与各藩镇反抗中央的李希烈所占；结果运河交通阻绝，当日中央政权因此而遭遇到的危机至为严重。故收复以后，政府特别在那里配置了十万大兵，以资防守。其后到了唐末，朱温即以汴州为根据地来夺取政权，故以此为后梁的首都。晋、汉、周亦然。因此，到了北宋开国时，为着长期获得大量粮食的供应，以养活因实行中央集权政策而驻屯于中央的几十万军队，政府不得不以这个在过去三百多年内因受运河的恩惠而发达起来的城市为首都。

由此可知，洛阳和汴州所以能够先后成为全国重要的政治重心，由于运河的影响而起的经济地理的变动，实是其中一个主要的因素。

此外，随着运河的开凿，沿河的其他地方，如河阴、睢阳、宿州、泗州、扬州、真州、镇江及杭州等，都先后成为南北交通的重要码头，从而发展为繁荣的城市；其中杭州一地，更变为南宋的政治中心。可见运河在唐宋经济地理方面的影响，也是非常巨大的。

除上述外，运河在唐宋数百年间所发生的影响，还有许多。例如在商业方面，运河把我国纬度及气候不同，从而物产亦大有差异的地方联络起来，其促进当日南北商品交换的功劳，自然非常之大；因为我国原有的自然河流，多东西向，对于南北商业的发展是没有什么贡献的。

隋修运河的影响，至宋为止。宋亡以后，元都燕京，连贯南北的运河大部分不复是隋修运河的故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