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中国男性）最看重的是年龄，其次是外貌——亮色头发最好，身材绝对不能胖，再然后就是受过高等教育，会说中文或者英文”，做了四年多“红娘”后，俄罗斯人巴沙总结。

2017年，巴沙在中国注册了一家咨询公司，以促成中国男人和俄罗斯女人之间的婚姻为主业。而在中国，这类生意常年处于法律的灰色地带。

彼时在中国互联网上，正流传着许多诸如辍学农村青年迎娶俄罗斯美女，俄罗斯、乌克兰女多男少的信息。实际上，更早几年，在问答平台以及社交媒体上，“如何娶到俄罗斯老婆”的相关问题和回复就多达数十页，直到现在，依旧有人在不断关注和回复这些问题。

一些婚介平台将“中国男人+俄罗斯女人是绝配”作为标题进行宣传，但在真正从事跨国婚介业务多年后，巴沙觉得，根本不存在哪一个群体和哪一个群体是绝配，爱情只关乎个人，相对而言，跨国婚姻会更难。“不是所有中国男人都适合娶俄罗斯女人”，巴沙认为。

女会员和男客户

巴沙大学时的专业是经济学和中文。2009年，大学毕业后，他从伊尔库茨克前往圣彼得堡，从事外贸领域的中俄翻译工作。

从那时起，巴沙开始接触很多中国人。“他们和我熟悉了之后，会试探性地问我能不能介绍女朋友，”巴沙说，他当时没有多在意。由于一直学习中文，接触中国人，在他身边有很多中俄跨国情侣，“我2007年在北京就认识一对中俄情侣，他们一直生活到现在，非常幸福。”

在圣彼得堡，巴沙从事翻译的领域从汽车到建筑公司，甚至还有一段时间涉及了区块链和数字货币。

2017年，巴沙决定自己创业。他想着，既然这么多中国男人想认识俄罗斯女人，那他作为俄罗斯人，更容易获取女性会员信息，也更容易被信任。

没过多久，巴沙飞到北京注册了公司，在北京待了几个月后，便回到俄罗斯寻找女性会员（希望找中国丈夫的俄罗斯女人）——只有拥有足够多的女性会员资源，才能吸引男性客户。“最开始的一年基本没有什么业务，”巴沙说，男性客户都希望有很多可以挑选的对象，但当时巴沙手上并没有太多女会员，没什么可供他们挑选的。

经过一年时间，巴沙通过网站和中俄两国的社交媒体平台进行宣传，推广自己的相亲业务，渐渐积累了一些名气，对中国感兴趣的俄罗斯女人会在他这登记信息，越来越多中国男人也寻信找到他。

相较于俄罗斯女人，巴沙的男性客户们认为，在独生子女政策下，许多中国女孩像公主一样长大，是家里唯一受宠的人。而俄罗斯女人一般要承担几乎全部家务，加上外形因素，俄罗斯人属于东斯拉夫民族，一般皮肤白皙、额头和鼻梁高，脸部轮廓明显，身材也比较高。“这在一般中国男性看来，都是美的象征。”

巴沙告诉液态青年，绝大多数俄罗斯女人希望通过结婚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但她们也不会要求那么高，不会要求有房有车。“一般俄罗斯城市的女人会希望找中国大城市的男人，而来自乡村的可能会找一些小城市的，对于生活条件比较好的乡村，她们也不排斥。”

目前，巴沙的公司有大约800名女会员。在这里，女会员并不需要缴纳费用，而男客户则按不同套餐，需要缴纳六千到八万元人民币的费用——一般情况下，六千是介绍三名女会员；八万元则是终身制，可以看到网站中所有女会员的信息，巴沙也会一直负责到男性找到心仪的对象。

服务的一般流程是，给男客户推荐女会员，巴沙会通过男客户的要求，在资料库中进行匹配，然后把女会员的资料推荐给他，如果男客户有意向，会让他们先线上聊天，再线下安排见面。

新冠疫情开始后，线下见面变得有些困难。11月28日，巴沙还在自己的朋友圈发布了一条信息，呼吁男客户尽量选择本来就在中国的俄罗斯女会员。

“中国男人对我们存在误解”

“其实两个人能不能相处得来才最重要。很多中国男人对我们（斯拉夫女人）存在误解，都是在网上看的信息，并不了真正解我们的文化习俗和生活习惯。”丽莎是巴沙在北京的婚介代理人。她今年30岁，来自乌克兰，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丈夫是一名北京人。

丽莎和丈夫是闪婚，“2018年前后，我在阿里云工作，做英文编辑，身边都是程序员。有一天，我们接了一个项目，一个长得高高大大，有着很酷文身、脏辫的设计部男同事来和我们谈工作。那种艺术感，让我觉得他太与众不同了。”

两个人认识到第三周，设计部男同事突然问丽莎，“你愿不愿意和我结婚？”

丽莎先是愣了一下，然后回答，“愿意”。

他们的蜜月旅行是在颇具俄式风情的哈尔滨。北京到哈尔滨的高铁上，26岁的丽莎还有些恍惚，“我这是去干嘛？这就要结婚了吗？”

在中国的六年时间里，很多中国男人会让丽莎帮忙介绍俄罗斯或者乌克兰的女朋友。在一个群里认识巴沙后，丽莎把巴沙推荐给他们。怀孕后，丽莎从阿里云辞职，成为了巴沙的北京区域代理，负责接待北京附近的客户，给他们签合同提供咨询意见。

找到丽莎的中国男人并不少，但丽莎觉得，其中真正适合找俄罗斯或乌克兰妻子的人并不多。“有的人上来就说我有多少多少钱，我就会问，‘所以呢’”，丽莎觉得，钱并不代表什么，除了钱，能不能相处得来才最重要。

至于斯拉夫女人的择偶标准，丽莎说，“其实中国女人喜欢什么，我们就喜欢什么，我觉得很多时候这些不分国界，是相通的——善良、幽默、有责任感、容易沟通，不要太固执，这些好的品质所有人都喜欢。”

可能有一点不同的是，“俄罗斯、乌克兰女孩更喜欢高大健壮的男人，不喜欢现在的‘小鲜肉’，不喜欢‘妈宝男’。”丽莎的一个前来咨询的客户，三十六七岁，口头禅是“我妈妈说”。“这样没有人会喜欢他。”丽莎说。

丽莎觉得自己的丈夫就非常有独立思想，“我们任何事情都商量着来，公公婆婆有时候因为观念不同也会提意见，但是他都会出面沟通，以我们的决定为准。”

三年前，丽莎和丈夫回到乌克兰基辅生孩子，“剖腹产几天后，医生让我下地走，说利于伤口愈合，我丈夫就陪着我出去；孩子满月后，我们回到北京，零下十几度的天气，我说要带孩子出去，他会和我商量说就出去一会儿好不好；平时，孩子的奶奶总是希望给他穿很厚的衣服袜子，但我们会一起告诉她不需要这么小心。”

而在她平日里的咨询中，丽莎发现，很多中国男人和俄罗斯女人并不能很好地相互理解。“比如他们会和他们的妈妈一样让我们坐月子、戴帽子、不洗澡、喝热水、别喝咖啡，但我们祖祖辈辈都不会这样，不是逼我们就能做到的。”

“和她们交往不用猜”

但在山东男人李远看来，自己对俄罗斯妻子的包容度还是很高的。

2019年春节前，做外贸生意的李远经生意伙伴介绍认识了巴沙，那时候李远已经30多岁，家里催婚催得厉害，他想“跑远一点”。这一跑，就跑到了深圳。

李远在20多岁的时候谈过两个女朋友，但都没能走到最后。在深圳，他也参加过很多线上线下的相亲活动。“但说实话，真的很难找到合适的。尤其在深圳节奏这么快的地方，相亲更像是一场生意谈判。”李远说，“我很难想象那种两个人坐在一起，彼此拿出表格，匹配到合适的条件就结婚，这种生意式的婚姻不符合我的价值观。”

生意伙伴引荐李远和巴沙认识后，他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向巴沙提了自己的要求，“希望对方年龄小一些，受过良好的教育，没有抽烟喝酒等不良嗜好。”李远记得，安娜是巴沙推荐给他的第三个女孩子。

2020年，安娜还在上海外国语大学读研究生。李远和她在微信上聊了一个月后，飞到上海，吃了顿晚饭，就飞回了深圳。

对于安娜，李远的第一印象是，“非常漂亮，也非常大方”。

这次见面让他们很快就确定了关系。通过进一步了解，李远还知道，安娜大学以后就自己赚生活费，“她非常独立，在莫斯科做公寓出租，买衣服会精打细算。”两个人在一起后，李远也在一些事情上顺着安娜，“我们在饮食口味上有很大不同，但她做什么我吃什么。”

今年年初，李远和安娜已经登记结婚，他们的宝宝预计会在明年出生。虽然一切进展得很快，但李远觉得，他是准备了35年才遇到安娜，而安娜是一个很直接，不会往爱情里掺杂一些太多东西的女孩，而这是他一直以来所向往的纯粹的感情。

直接——也是赵翔最欣赏俄罗斯女孩的特质。“我的前女友就是俄罗斯人，和她们交往不用猜，她们一般有什么说什么，相处起来比较轻松。”

赵翔今年28岁，在中国台湾做畜牧业生意，他告诉液态青年，“台湾长辈也会催婚，大概从二十三四的时候开始。”

赵翔最初找到巴沙是为了咨询上一段感情问题，当时他感到与前女友的感情岌岌可危，“巴沙只给我解释了她为什么会这样做，但也告诉我，想改变非常难。”后来，巴沙给赵翔介绍了一个叫达尼亚的俄罗斯女孩。达尼亚是00后，起初赵翔觉得对方年龄太小，但出于礼貌也会定期问候几句。

这样几个月后，他们偶然聊到星座，“我们都是天蝎座，讨厌背叛，在前一段感情上有着类似的经历，就突然感觉很懂对方。”去年的情人节，赵翔通过网络给达尼亚送了一大束玫瑰花，住在俄罗斯新西伯利亚的达尼亚十分感动。“不管哪个国家的女孩，送花还是必不可少的。” 赵翔分析，中国男人还有一点比较受俄罗斯女人喜欢，就是大多数人会分担家务，会做饭——这在俄罗斯男人里很少见。

和李远一样，除了欣赏俄罗斯女孩的直接，赵翔也非常欣赏对方的独立。“她虽然年龄小但很自立，15岁就来过中国做模特表演。我也会很早和她挑明，我不是那种有钱人富二代，不过她表示并不介意，因为苦可以两个人一起吃的。”

他和达尼亚约定好今年12月在土耳其见面。这几个月来，他都在默默策划一场浪漫的求婚仪式。

“这不叫包装，这就是欺骗”

赵翔觉得自己和巴沙很聊得来，“他有俄罗斯男人的强势和直接，但也非常健谈和幽默，我们除了感情问题，还会谈彼此的工作，甚至有机会还打算一起创业。”

但在巴沙做“红娘”的四年中，这种情况非常罕见，很多客户相亲成功后并不会和他保持很密切的关系。他也听说过一些中俄婚姻婚后并不幸福的案例。在巴沙看来，这其中，很多中国男人会包装自己的信息，给对方虚假的承诺，“一些人就是想娶到外国老婆，这让他们觉得很有面子，所以他们会在婚前极尽付出和承诺，但结婚后就不一样了。”

“在我们俄罗斯人看来，这不叫包装，这就是欺骗”，巴沙说。

巴沙听说过一对，男人之前离过婚，想找个外国的妻子。后来，他和一个俄罗斯女人很快结了婚，婚前承诺会尊重两国文化、会提供良好的生活。但婚后发现很多问题——男人并不愿意包容外国妻子，只希望和她结婚生孩子，日子也并不幸福。但他们直到现在也没有离婚，因为俄罗斯女人很重视家庭和孩子，更重要的是，她在中国也没有独立生活的能力。

巴沙说，很多俄罗斯女人嫁到中国，生了孩子后并没有工作，所以丈夫对她们的态度往往决定了她们的生活质量。

“结婚后我没有很多朋友，而且我已经三年没回家了。” 丽莎告诉液态青年，虽然她的中文和英语都非常好，但她也觉得孤单，她还想起自己刚来到中国留学的时候，“一个字都不会说，出去买饭买水，什么都看不懂，哭着打电话给妈妈说我要回家。”

而在她成为妈妈之后，她会更少想这些问题，“现在所有心思都在孩子身上——想她去什么学校，上什么补习班。”丽莎基本上包办了孩子的教育，在这一点上，她和其他中国妈妈很像。“

尽管如此，丽莎还是觉得想要促成中俄婚姻没有那么容易，“我有一个客户，是个公司高管，40岁了还没有结过婚，他的要求是找一个金黄头发、蓝眼睛，年龄不到30岁的俄罗斯女人。”而这几年 ，这位客户先后和7个女性见过面，疫情前还会经常飞到俄罗斯去见，线上聊过天的则更多，但他没有一个喜欢的。

丽莎发现，他们很难为年龄偏大的中国男客户找到俄罗斯年龄相仿的未婚女性——俄罗斯人的观念与中国人不同，女人30多岁没结婚没生孩子，相较于离婚有孩子的，在婚恋市场上可能更遭到歧视，而中国人则更倾向找未婚的。

巴沙也觉得这不是一桩看上去那么容易的生意，他们的公司在中国北京、上海、广州、珠海、台湾都有代理，“但一年能促成几对就很好了。”

根据塔斯社援引莫斯科户籍登记处的数据，2021年前十个月，当地已缔结了超过 11000 场国际婚姻。其中，78%是外嫁。在对外婚姻中，尼日利亚（133）、土耳其（114）、阿富汗（99）、古巴（76）、越南（71）、印度（68）占多数，与中国人结婚的数量只有14对。

疫情使得跨国相亲更加困难，“北京到海参崴飞机不过两个多小时，但隔离可能要花一个月。”巴沙说，他现在最希望的，就是疫情的限制越来越少，他想继续扩大自己的业务，开展旅行相亲的活动。而当被问到为什么不考虑中国女性客户时，巴沙表示，“需求很小”，顿了顿他又补充，“俄罗斯男的不怎么样”，并加了一个“捂脸”的表情。

（文中李远和赵翔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