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悝是法家的始祖。李悝所著的《法经》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的法典。在这之前，夏朝有《禹刑》，商朝有《汤刑》，周朝有《吕刑》，这些都可以算作法律，但是他们最大的缺点是只有刑法，也就是说只是用来惩治罪犯的，这是整个社会有效运转的最后一根红线。然而时代发展到战国时期，我国社会早已极其复杂，仅仅有刑法是远远不够用的。

西周时期用礼乐文明来约束社会，周公制定了极为详细的礼仪制度，人们如何吃饭，如何穿衣，如何走路，见了面如何行礼，什么样的人坐在什么位置等等，可以说规定得事无巨细。这个时候的礼其实就起到了一个法的作用，但它是一种道德约束，是一种软约束，明显是有缺陷的。同时还用乐来和谐整个社会。乐是一种教育、教化，只能通过春风化雨润物细无声、潜移默化的方式发挥效用，可想而知它比礼更软。

因此，西周的礼乐文明到了春秋时期就已礼崩乐坏了，到了战国时期更是碎了一地。

法家就是在这种环境下孕育而生。法家都是改革派，都是现实主义者，他们清楚地认识到，靠礼乐已然行不通，因而毅然摒弃礼治，大力倡导法治。

战国时期的国际局势也迥然不同于春秋时期，各大国陆陆续续歼灭了许多小国，国与国之间竞争激烈，上无天子，下无霸主，一切强者说了算，强者通吃。各诸侯国的君主也都清醒地认识到，只有在空前惨烈的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国家才能生存，否则难免遭受被灭亡的命运。

为了变法图存，富国强兵，各国君王都展开了人才争夺战。在选人、用人、信人方面，魏文侯可以说首屈一指。李悝就是被魏文侯一手擢拔起来的平民百姓。李悝虽然出身低微，但是才华横溢，可谓集众家之所长。

魏文侯任用李悝为相，在七国中率先进行变法。李悝变法一方面依据《法经》来依法治国，一方面实行平籴法来保障农民进行农业生产。李悝在魏国实行授田制，给农民一定的土地，并详细指导农民如何进行精耕细作，保证粮食丰产。通过奖励农耕，保护农民收入，李悝使魏国率先发展起了具有顽强生命力的小农经济，从而保证了国家的富裕。这是使魏国在战国初期能够争霸中原的基础。

李悝变法最重要的就是提出了法治思想，他编撰《法经》，建立起一整套法治体系。要用法来治理整个国家，涵盖全体人民，而不是像以前的刑法仅仅针对罪犯。意识形态方面则提出了一断于法及司法公平公正的理念。这对后世影响深远，可以说一直延续到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