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建筑史中，建筑理论著作的数量极多。成书较早而最为知名的，是公元前27年古罗马建筑师维特鲁威著，约于公元前14年出版的《建筑十书》。它是西方古代保留至今唯一的最为完整的建筑理论典籍，不仅在当时颇有盛名，还影响了文艺复兴时期诸多建筑流派。

中国古典建筑亦在世界建筑史中占据极其重要的位置，但大多数建筑都由工匠完成。在传统儒家文化体系中，“士、农、工、商”，工匠的社会地位较低，他们的技巧，旧时多为士大夫不齿，专门记述建筑、工艺方面的书籍为数极少，工匠们只得依靠口传心授传其衣钵，因此不少鬼斧神工的稀世技艺常在动荡不安的社会中失传中断，再也无法探知其奥秘。

然而，这并不代表中国古代没有经典建筑典籍留存。《考工记》就是中国最早的工艺之书，建筑之书。

《考工记》是讲述周代官制的书籍《周礼》的一部分。《周礼》原名《周官》，约成书于春秋战国之交的齐国，西汉景帝、武帝时期从民间征得，继而被列为经典之一。论成书时间，可能略早于维特鲁威的《建筑十书》。《周礼》中的《冬官》部分主要记述工艺制作方面官制设置的内容，早已缺佚。西汉人以《考工记》一书补入《周礼》，以代缺佚的《冬官》。

《考工记》是官府手工业生产法规性质的书籍。其中列举了应用木、金、革、石、土五种材料及绘染材料的三十种手工业工种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方面的制度规定。手工业品的类别包括兵器、运输工具、炊具、食器、量器、乐器、装饰品以及建筑等。从用具角度比较全面地反映出周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以及所达到的工艺水平。

例如书中提到的“金有六齐”，即是指铜合金中铜和锡的六种配合比例，不同的合金用以冶铸不同硬度的用具。铸造炊具钟鼎类采用6:1的铜锡合金比，殷墟发掘出的青铜鼎的合金成分即接近这种比例，可见《考工记》的记述多是实践经验的总结。

《考工记》中“匠人”一段是记录建筑工匠的土木营造技术的。在异常稀少的古代建筑文献中，这是一份弥足珍贵的记述。

王城规划制度

《考工记·匠人》中记载：“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这是一段关于周代王城规划布局的叙述，意思是：“匠人营建国都，城市布局要九里见方，每一面开设三个城门。城市中有九条南北大道，九条东西大道，每条街道宽度能并行九辆马车，即七十二尺宽。城市要以宫城为中心，按照左为祖庙、右为社稷坛、前面是外朝办事之所、后面是市场交易之处的规划要求布置。外朝与市场的面积都是一夫之地，即百步见方这样一块面积。”

由于周代洛阳王城尚未经过详尽的考古发掘，因此这样的规划方案是否付诸实践，无法确证，但它确实反映出当时的某些规划思想，并非完全臆造。原始人们出于对自然的崇拜及对祖先的敬仰，即“敬天法祖”观念的影响，非常重视宗庙建筑及祭祀建筑，祖庙及社稷坛布置在王城中心，正是强调其地位的重要性。古代帝王主管外朝政务；后妃主管内廷家务，这是原始时代男性主持生产活动，女性主持分配交易的习俗的延续，在王城规划中把外朝置于前、市集置于后，也正是反映古代种族经济管理方式的特点。

随着社会的进步，完全袭用古代城市的规划方案是不现实的，但各代在都城规划中皆在不同程度上吸收了《考工记》中所提出的构思。例如汉代长安城街道宽度仍是以轨宽为计量单位，已发掘出的东门宣平门内大道的宽度为十二轨。这种以轨宽确定路宽的办法，一直持续到城市交通被乘马和坐轿所代替以后才改变。隋唐都城规划为《考工记》王城规划中方整如棋盘的街道网布置所吸引，在广达八千余公顷的长安城内，以纵横大街划分出一百零八个坊里，这种棋盘式的规划影响所及甚至远达日本。元代国都大都城（今北京）的规划更在较大范围内吸收《考工记》王城规划思想，全城略呈长方形，除北墙外，每面城墙开辟三座城门，宫城居中在前，后为鼓楼、钟楼及什刹海一带的集市贸易场所，太庙布置在东面齐化门内（今朝阳门内），位于宫城之左，社稷坛布置在西面平则门内（今阜成门内），位于宫城之右，城内街道纵横交汇，方整平直，依照周代王城规划布局方式。明代北京城在大都城的基础上进行改造，将太庙、社稷坛迁到宫城前方的天安门两侧，进一步加强全城中轴线的气势。奴隶制时代的王城规划虽已成为过去，但它那规矩严整、轴线对称、布局分明的城市布局所构成的雄浑气派，一直吸引着历代帝王的注意力，并在其都城规划中加以仿效。

世室与明堂

《考工记》中还提出了夏、商、周三代帝王宫殿等重要建筑物的设计方案，由于文意晦涩，很难作出确切的解释，历代经学家、考据家对其注释争论不休。但因为它提出的是三代建筑的模式设想，因此成为后代帝王热衷“法古”的最好材料，长期以来对封建社会的建筑创作产生着深刻而持久的影响。

宗庙是祭祀本族祖先的祠庙建筑，是“敬天法祖”思想的物质体现。例如夏代的宗庙建筑称为“世室”。它的平面长深尺寸为十四步乘十七步半。在台基上按中心四角方式布置五间房屋，每间房屋大小为四步乘四步四和三步乘三步三。四面有四个门八个窗，有九个条阶道可登上台基。《考工记》中还提出商代王宫正堂称为“重屋”，是建立在三尺高的台基上，重檐四阿顶，即清代称之为“庑殿顶”的形式。而周代宫殿的主要殿堂称为“明堂”，是建立在九尺高，平面尺寸为八丈一尺乘六丈三尺的台基上。上面建立五间房屋，每间为一丈八尺见方。以上的解释都是汉代儒家的分析，是否符合实际，无从考据。但其中某些设计思想，类如重檐庑殿顶、高台基、中心四角式布置房屋等却反复在历代重要建筑物中采用。

建筑考古工作者亦曾依据《考工记》的四阿重屋的记载，推断商代二里头、盘龙城宫殿及陕西岐山周代宗庙的外观形象，可能为重檐庑殿顶。一直发展到封建社会晚期，统治阶级建筑中仍以重檐庑殿顶为最高等级的屋顶，只有宫殿正殿、宗庙、孔庙大成殿等极重要的建筑才能应用。解放后在汉长安的南郊发现了十几处礼制建筑的遗址，经考据认为是西汉末王莽所建立的九座宗庙及明堂、辟雍建筑。其基本布局是在环形水沟内有一方形院落，院落中有一四方形台榭建筑，在方形夯土台上依中心、四角、四面的方位布置房屋，体形雄伟，对称严整，与传统的纵轴线式的布局迥然不同。这类设计显然是受《考工记》中三代建筑模式的影响。隋炀帝时拟议在洛阳建立明堂，著名建筑家宇文恺研究了历代明堂设计以后，提出了一具模型。其设计是一座方堂，堂内分为五间房屋，上层平面为圆形，四面有四个门，基本上仍是依据《考工记》的记述创制的。唐代武则天时代建筑的明堂也是类似这样的高台基、四方形、四面开门的建筑。“明堂”模式甚至一直影响到明清时代的坛庙建筑。历史上完美的建筑构图形式会在新的条件和要求下被沿用若干年代。

早期建筑的施工技术和制度

从《考工记》的记述中可以看出，“匠人”是负责下列工作的：（1）用水测法测量城市用地水平高程；（2）用日影和北极星测定城市建筑物的方向；（3）规划和建设城市；（4）建造宫室建筑；（5）划分郊甸田亩并建造沟洫；（6）建设仓囷等储藏建筑。从其内容可以看出，当时建筑工作中从规划、设计到施工是统一进行管理的，尚没有严格的分工。“匠人”属“攻木之七工七”之一，为木工工种。因在传统建筑构造方式中以木工的技术较复杂，是施工的关键，长期以来我国建筑工程中皆以木工为领班负责全面工作。在唐宋时代这种领班木工又称为“都料匠”，如宋代著名的喻浩即是都料匠。明清时代甚至有的木工高手被提拔为工部的负责官吏。例如明代香山帮匠师蒯祥，以首席木工的地位，曾任工部左侍郎（即建筑工程部副部长）。又如清代长期主持皇家工程的“样式雷”建筑家族，亦受到历朝的“赏官食俸”的待遇。《考工记•匠人》可以证明木匠很早就是建筑业的领衔工种。

匠人所负责的建筑工作是属于官营建筑范围。匠人是专门为王室及政府服务的建筑工匠。按周代官制为冬官司空所管辖。秦代以后政府专门设置将作少府（有的朝代称将作监）或工部专营宫廷、官府营造等事务。这种工官制度一直延续了几千年，直到清末才被大量出现的私营包工的营造厂所代替。由政府控制建筑业对建筑的发展有其不利影响，广大建筑工人的智慧不能充分发挥出来；但另一方面，历史上一些规模巨大、用工繁多、技术复杂的大型建筑能在较短的工期内完成，也正是政府干预建筑工程的结果，这是工官制度的积极一面。

从《考工记•匠人》的记述中还可看出，建筑形制在阶级社会一开始即被打上烙印——等级制度。周王王宫的宫门高度、宫城城角高度、王城城角高度都有等级差别，分别为五雉、七雉、九雉（一雉高为一丈）。而且王城、诸侯城、卿大夫采邑的城制也有等级差别，一般依次减低一级。王城内外的道路宽度也有等级，城内大路九轨宽，环城道路七轨宽，城外道路五轨宽。而且王城、诸侯城、卿大夫采邑的城内外相应道路也有等级差别，一般同样依次减低一级。在整个封建社会中贯穿着于建筑上中的等级制度，并随着社会发展而愈演愈繁，扩及住宅、坟墓、装饰、用具等各个方面，阻碍了建筑创作的自由发展。除上述内容外，书中还留下一些技术作法论述，如瓦屋面、草屋面的屋顶坡度规定，墙厚及收分规定，土堤高宽的规定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