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盛世在武帝晚年衰落之后，因昭帝、宣帝推行修生养息的基本国策，选贤任能，励精图治，从而使国家重回巅峰，史称“昭宣中兴”。昭、宣时代的西汉，国力强盛，四海安宁，百姓安居乐业。其武力之强大，尤可称道。在宣帝朝及元帝初，综合国力尤为强盛，豪迈的汉朝人更是奏响了“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时代最强音，壮载！伟哉！

积弊如山

西汉帝国是在秦王朝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汉初，为了休养生息，修复战争疮痍，国家一直推行“无为而治”的黄老统治之术。在经历了近四十年的“文景之治”以后，西汉国力逐渐强大。到了武帝前中期，对内提倡儒学，崇尚礼教，对外则奋兵四出，痛击匈奴，屡获大胜，文治武功俱美，西汉王朝的国力也达到了高峰。

但“盛极必衰”，到了武帝晚年，因为长期穷兵黩武，赋税过高，给百姓造成了极大的负担，痛苦不堪，流离道路，死亡无数。由于武帝本人以及上层贵戚骄奢淫逸，国家经济总体上入不敷出，社会生产力水平大幅度下降。文、景两代积累下来的社会财富，几乎被完全挥霍殆尽。再加上“巫蛊之乱”的爆发，皇后卫子夫自杀，太子刘据一家死于非命，造成了极为恶劣的政治影响。以上种种情况充分说明，武帝末年的西汉王朝，正处在政治恶浊，国力损耗严重，人口锐减，物用不足的艰难局面，经济甚至面临崩溃。

征和四年（公元89年），在大乱初平之后，年迈的武帝痛定思痛，终于有所悔悟。而桑弘羊等大臣迎合上意，犹不顾国家现状，上书要求朝廷再度派兵到轮台（今新疆轮台县）防御匈奴，遭到了武帝的断然拒绝，并发出了著名的《轮台罪己诏》，对自己多年来的执政情况进行了深刻的反省，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份罪己诏。这是一个帝王，面对天下所有人，公开对自己作自我批评。这份罪己诏，把自己的过失放在天下舆论的中心，任人评说。从这个意义上说，也反映了武帝的坦诚、展现了他的宏阔胸襟。这份检讨书，不仅是对天下百姓的自省，也是对上天的反省。

而此刻的汉武帝，已是年近古稀，体弱多病。国家积弊如山，势重难返。他知道无力改变，眼看来日无多，更只好把目光放到了他的继承人——年幼的刘弗陵身上。

重回盛世

武帝晚年，性情变得多疑嗜杀，冷酷无情。他迷信图谶巫蛊，重用奸佞小人，凶暴残忍。为了维护最高统治地位，他杀人如麻，动辄就将所谓的“罪人”族灭，造成了无数灾难，殃及无辜。尤其是“巫蛊之祸”，无辜而惨死的平民在十数万之多。为祸之烈，骇人听闻，成为西汉开国以来空前未有的大灾难。这次大乱，直接导致皇后卫子夫、太子刘据以及孙子死于非命,不仅酿成了无法挽回的人间悲剧，而且造成了极为恶劣的负面影响。到了最后，他为了防止外戚干政，居然连晚年最迷恋的钩弋夫人——刘弗陵的母亲都杀掉了。消息传出，天下人噤若寒蝉，人心惶惧，不知所措。

后元二年（公元87年）早春二月，武帝病重。行将就木之际，经过深思熟虑，他最终将皇位传给了年仅8岁的幼子——刘弗陵，并遗命大臣霍光、金日磾、上官桀、桑弘羊等人辅政。次日，武帝病死于五柞宫，享年七十一岁。刘弗陵即位，是为汉昭帝。

因昭帝年幼，无法处理朝政，朝廷实权掌握在首席辅政大臣、大司马大将军霍光手中。

霍光字子孟，是武帝晚年最信任的近臣。其父名叫霍仲孺，是河东郡平阳县人，原本在县衙里面做小吏，因公被派到平阳侯家中当差，遂和府中的侍女卫少儿通奸，生了一子，即赫赫有名的大将霍去病。后来，霍仲孺因故与卫少儿断绝来往，另外娶妻成家，生下一子即霍光。十数年后，卫少儿的妹妹卫子夫受到武帝宠幸，并立为皇后。武帝“爱屋及乌”，故而卫、霍两家都成了外戚，无论男女老幼，皆享受着荣华富贵的生活。

元狩六年（前117年），霍去病去世，武帝十分伤感，遂将霍光升任奉车都尉、光禄大夫等职位，令其侍奉左右。

因为特殊身世以及政治环境，多年来霍光做事一向谨慎稳重，少言寡语。循规蹈矩，不敢越雷池一步。他前后出入宫禁二十多年，从未犯过任何错误。侍奉武帝极为小心，甚至到了丝毫不差的程度。

《汉书·霍光传》云：“每出入下殿门，止进有常处，郎仆射窃识视之，不失尺寸，其资性端正如此。”

也就是说，他每天入宫走哪个门，走多少步，朝哪个方向磕头，每天叩拜多少下，就连姿势都是完全一样的。一个人做事，如果恭敬谨慎到了如此程度，那还有什么可令人不放心的呢？故就连一向猜忌心甚重的武帝也被霍光的忠心所感动，对他十分信任和倚重，以至于临死前把幼子刘弗陵和所有身后大事统统托付给了他。

在昭帝刚即位时，按照武帝生前的安排，四名辅政大臣的顺序依次是霍光、金日磾、上官桀、桑弘羊。霍光处于首席地位，对处理政务负主要责任。位居次席的金日磾本是匈奴人，又一向谦让谨慎，从不争权，而且很快就病死了，所以对霍光不构成任何实质威胁。上官桀、桑弘羊则很有势力，早就对霍光专权很不满，双方明争暗斗，势如水火。后来霍光设计诛灭了上官桀、桑弘羊，从而独揽大权。

在昭帝时代，朝廷大权完全操纵在霍光手里。他最大限度地恢复了文、景时期的国策，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努力实现“垂拱而治”的政治局面。在经济方面，他及时调整停止了武帝晚年的诸多弊政。如霍光遂于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召开“盐铁会议”，取消了酒的专卖，而保留盐铁专卖。为了充分发展经济，他多次以昭帝名义大赦天下，鼓励农桑。对外则尽量避免战争，尤其是缓和了同匈奴的关系，恢复和亲政策，双方大致上保持了和平共处的关系。

昭帝时，在霍光的主持下，内外措施得当，使得武帝后期遗留的矛盾基本得到了控制，也使汉朝国力得到一定的恢复。值得一提的是，昭帝与霍光的关系十分融洽，少有芥蒂。昭帝虽年幼，但却很聪睿懂事，一切政事都交给霍光去办，绝无疑忌。

元凤四年（公元前77年）春正月，昭帝十八岁了，依礼加元服，谒见高庙，以示成人。按理，昭帝应该亲政了，因为当初武帝是十六岁就亲政的。但当时君臣关系和睦，政务运转如流水，十分顺畅。昭帝很满意，加之他生性柔和，权力欲也不像武帝那么强，遂索性一如既往，仍将一切政事交由霍光去办。

但是，天有不测风云，元平元年（公元前74年）夏四月，年仅二十一岁昭帝刘弗陵忽然病死。一朝天子一朝臣，霍光的执政生涯便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在昭帝朝的十三年，霍光没有辜负武帝的希望，是一个合格的辅政大臣。在这十三年里，天下雍熙，海不扬波，国家重现了文、景时期的太平盛世，社会稳定，百姓安居乐业。

班固在《汉书》中赞云：成王不疑周公，孝昭委任霍光，各因其时以成名，大矣哉！承孝武奢侈余敝师旅之后，海内虚耗，户口减半，光知时务之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至始元、元凤之间，匈奴和亲，百姓充实。举贤良、文学，问民所疾苦，议盐、铁而罢榷酤，尊号曰“昭”，不亦宜乎！

诛灭霍氏

元平元年（公元前74年）夏，昭帝忽然去世，无子。“国不可一日无君”，霍光无奈，经过反复斟酌，他决定迎立武帝之孙——昌邑王刘贺即位，但二十七日之后就以其“淫乱无道”为由报请上官太后废黜了他，并派人将他遣送回原封地。

霍光效法伊尹，屡行废立天子之事，遂被后人并称为“伊霍”。由于霍光的长期专权，逐渐让他骄横跋扈起来。他本人不再像以前那样谦虚谨慎，上行下效，霍氏家族成员不法行径更是有增无减，这些危险的行为愈演愈烈，后来的霍氏家族带来了杀身之祸。

为了继续专权，霍光选择了武帝太子刘据之孙、十八岁的刘病已继位，改名刘询，是为宣帝。霍光之所以选择他，主要是因其自幼生长民间，左右无众多心腹，在中央亦无势力，霍光也好继续独揽大权。籍此考虑，霍光便以其“躬行节俭、慈仁爱人”为由，将其迎入了未央宫。

宣帝取代昭帝坐上了未央宫的宝座之后，他与霍光这对君臣之间的关系很微妙，彼此都在互相忌惮、防范。

宣帝生于武帝征和二年（前91年），原名刘病已。他是汉武帝和卫子夫的曾孙，戾太子刘据和史良娣的孙子，史皇孙刘进和妾王翁须之子。当巫蛊之祸爆发时，家人都蒙难，襁褓中的宣帝也被下狱，后被邴吉所救，秘密送至祖母史家收养，直到武帝下诏将其掖庭养视，这才交付宗正确认了身份。故其此后虽然生活在民间，但朝廷已经承认了他的皇族血统。

元平元年（公元前七十四年）昌邑王被废后，霍光等大臣将他从民间迎入宫中，先封为阳武侯，随后即位。宣帝即位之初，一如昭帝朝时，依然委政于霍光。但他与昭帝不同，内心对霍光的专权十分忌惮，与之“同骖乘”时，他感觉“如芒刺背”。

宣帝初即位，在霍光的授意下，群臣提议立霍光之女霍成君为皇后。宣帝没有作声，而是委婉地以寻故剑的名义，表示要立自己的元配妻子许平君为皇后。霍光见状，不再反对宣帝的意见，但以许氏之父许广汉受过宫刑的缘故，不同意按照惯例封后父为列侯。双方达成默契，许平君被册立为皇后，霍家的女儿只当上了个婕妤，但许广汉也没被封侯。

按说这件事已经告一段落了，但霍光的继室夫人霍显却很不高兴。她为人奸邪，做事胆大妄为，对女儿没有当上皇后十分不快，趁许皇后生产的机会买通医生淳于衍，毒死了许氏。许皇后死后，宣帝追究医生责任，淳于衍下狱受审，霍显出于极度恐惧，这才向霍光坦白了此事。霍光惊骇之余，想要追究霍显的责任，但最终还是怕连累到自己以及霍氏家族而替她竭力掩饰。霍成君最终被立为皇后，但实情已经被宣帝知晓，他内心十分痛楚和愤怒，但碍于霍家势大，只得隐忍。

地节二年（公元前68年）霍光死后，宣帝开始亲政。他大力整顿吏治，强化皇帝权威。为了打破霍氏左右朝政的局面，命令群臣奏事，以疏通下情，并规定丞相以下的百官都要奉职奏事，以便考核。地节四年（公元前66年），又借大司马霍禹谋反一事，废掉了皇后霍氏，从而彻底清除了霍氏的势力。

铲除了霍氏以后，宣帝这才真正迎来了属于他的时代。

励精图治

宣帝掌握最高权力时，他面对的是一个蒸蒸日上的帝国。有了霍光过去打下的基础，他治理起国家之时，显得游刃有余，十分得心应手。

其实，在治国理政方面，宣帝与霍光之间并无太大分歧。在他亲政以后，基本上延续了昭帝时期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并多次减免全国或部分地区的租赋。宣帝继承了前朝传统，同意把京师长安和各郡国的苑囿、公田借给农民耕种，降低盐价。这些措施，都对民生有所改善，受到了民间广泛的称赞和拥护，当然也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宣帝来自民间，在寒苦生活中度过了十八年，深知民间疾苦，懂得百姓为什么对官员的贪腐切齿痛恨。即位之后，十分重视吏治，认为治国之道应以“霸道”、“王道”杂治，反对专任儒术。所以他一掌权，就主张要严明执法，惩治不法官吏和豪强。一些地位很高的、腐朽贪污的官员都相继被诛杀。他不仅以执法严明著称，也崇尚宽简。他在任用地方官时，除启用了一些精明能干的能吏去严厉镇压不法豪强外，还同时任用了一批循吏去治理地方，从而改变了吏治苛严和破坏的现象，大大缓和了社会矛盾，安定了政治局面。

由于宣帝本人幼年有过牢狱之灾的经历，所以对冤狱深恶而痛绝之，提出要坚决废除苛法，平理冤狱。他亲政后不久，还亲自主持了一些疑难案件的审理。在位二十五年当中，他还先后十次下令大赦天下，释放了大量无辜或因无知而误触法网的人。

在民间，宣帝亲身经历了百姓因为赋税过重而受到的苦难，所以他亲政后实行轻徭薄赋政策，凡遇郡国遭受水旱、地震灾害，当年租赋徭役皆免。废除了律外苛税，降低盐价，禁止官吏“擅兴徭役”，注意减轻农民负担。此外，为了缓和矛盾，宣帝采取有力措施，抑制土地兼并。为防止谷贱伤民，特设立了“常平仓”，以国家力量来干预粮食价格。这一系列惠民政策的施行，逐渐让国家在经济上走出了泥潭，恢复了活力。

外交方面，宣帝继续实行“怀柔”政策，对匈奴等外部势力恩威并施。神爵二年(前60年)，在乌垒城(今新疆轮台东北)，设立西域都护府，监护西域诸城郭国，使天山南北这一广袤地区正式归属于西汉版图。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昔日桀骜不驯、袭扰一百五十年之久的匈奴帝国，终于被迫彻底臣服。呼韩邪单于亲往长安，俯首称臣，表示愿做大汉北藩 ，不再反叛。

流霞映彩

宣帝十分重视文化建设，大力提倡儒家，为了学术昌明不遗余力。甘露三年（公元前51 年），宣帝在未央宫中的皇家图书馆——石渠阁召开了一次重要的学术会议，会上宣帝亲自主持了学术研讨，萧望之等当代名儒二十三人与会，史称“石渠讲经”。会后决定，将五经博士增至十四人，比武帝时置五经博士更进一步，这一举措，对后世经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宣帝推行的政治、经济措施，使武帝末年以来的社会矛盾继续得到缓和，农业生产能力得到进一步恢复。据《汉书》记载，宣帝时的谷价下降到每石五钱，就连地处偏僻的金城、湟中边疆地区，每石也不过八钱，这是西汉以来最低的谷价记录。

西汉历史学家刘向称赞云：“政教明，法令行，边境安，四夷亲，单于款塞，天下殷富，百姓康乐，其治过于太宗（文帝）之时”。

这一评论虽有溢美之处，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客观事实。

班固则在《汉书》中赞曰：“孝宣之治，信赏必罚，综核名实，政事、文学、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于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间鲜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称其职，民安其业也。遭值匈奴乖乱，推亡固存，信威北夷，单于慕义，稽首称藩。功光祖宗，业垂后嗣，可谓中兴，侔德殷宗、周宣矣！”

总之，在昭、宣二帝治理下，西汉王朝呈现出一派政治清明、社会和谐、经济繁荣、吏称其职、民安其业的雍熙景象，与过去的文、景时代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公正地说，西汉只有到了昭、宣两朝，才真正到了武力最强盛、经济最繁荣的时候。尤其是宣帝朝，那才是西汉王朝真正的巅峰岁月和黄金时代。